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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伦理学不必考虑人类生活的全球条件、遥远的未来，甚至人类的生存。
现在这些已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简言之就是责任和权利的一种新观念，对此，过去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连原理都没有提供，更别说什么现成的理论了。
（3）自然也有“权利”
吗？
如果这种新的人类活动意味着不仅要考虑人的利益，而且要把我们的责任伸展得更远，不再坚持以前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情况将会怎么样呢？做出这样的发问至少不再是毫无意义的，即：非人类的自然状况、生物圈整体及其现在受我们支配的组成部分，是否变成了人类的托管对象，是否对我们有某种道德要求，这要求不仅是出于我们的长远目标，而且还是为了它自身的缘故并且凭它自身的资格提出的。
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就需要对伦理学基本原理进行相当多的重新思考。
那就意味着不仅要追求人的善，而且要追求非人类事物的善，也就是要把对“自身目的”
（endsinthemselves）的认识扩展到人的领域之外，并使人的善包含对世界万物的关心。
过去伦理学（宗教除外）没给我们准备一份托管人的角色，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的自然观为我们提供得就更少。
实际上，那种观念极力否认我们采用理性方法把大自然视作值得尊重的东西，把它还原为无关痛痒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剥夺了它任何目的的尊严。
但是，尽管如此，这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受到威胁时，好像还是发出了无声的呼吁，呼吁人们不要伤害大自然的完整性。
由于遭到物的自然的抵制，我们应该关注这呼吁吗？应该认识到它的要求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吗？抑或仅仅把它当作一种来自我们方面的感伤而已，只要我们愿意，并且我们能消受得起，我们可以纵情于这种感伤？如果是前者，（要是认真领会它的理论意义的话）那就要转换思考方式，超越关于行为的学说（dieLehrevomHandelhik），而进入关于存在的学说（dieLehrevomSein），即形而上学（Metaphysik），所有的伦理学最终都必立足于其中。
对于这个纯思辨性问题我在此所想说的不过是，我们应该对这一思想开放：自然科学没有说出有关自然的全部真理。
4.技术成为人类的“职务”
（1）技术的人（homofaber）置于贤人（homosapiens）之上
我们回过头来严格考虑人际的事情，还会发现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它随着技术作为人的努力超越了过去时代所规划的有限目标而出现。
在过去，我们发现，技术是（因利用了必然性）向必然性缴纳的一定比例的税金，而不是通向人类所精选的目标的道路——一种有限地适合于实现明确的近期目的的手段。
现在，以现代技术形式出现的技术（tee）已经变成人自身的无限推动力，人试图在技术的最重大工程中，在推动技术向越来越重大事物的迈进中，看到自己的职务，并认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就体现在最大限度地控制事物和人自身的成果之中。
所以，技术人（homofaber）对他外在对象的胜利，同时也意味对贤人（homosapiens）的内在立法的胜利。
换言之，技术除了创造物质成果之外，还通过它在人类目标中占据的中心地位赋有了伦理意义。
技术累加的创造，也即日益扩展的人为环境，不断增强创造了技术的人的不同凡响的力量：已经创造的东西为维持自身和进一步的发展迫使自己不停地进行新的发明性的工作，获得更大的成果——这又对它自己提出命令性的要求。
这种功能性的必然性与酬报的积极反馈——在这一机制中不会忘记对其成果的自豪——使得人性的一个方面越来越压倒了人性的一切其他的方面，并将不可避免地为此付出代价。
再也没有什么比获得成功更值得追求，再也没有什么比获得成功更令人着迷。
那些在以往属于人的圆满的东西，其声誉随着人的能力的发展相形见绌了，人的力量的扩张伴随人的经营活动的扩张，却使得人的自我观念和存在萎缩下去。
人陶醉于这样的一种景象——人实际的存在由其纲领性的观念所反映的大小所规定——人现在越来越成为他生产的物品的生产者，成为他能制作的东西的制作者，最重要的是，成为他下一步所能做的事情的准备者。
但“他”
是谁？不是你也不是我，它是个集合体，而不是在此起作用的个别行动者或事件。
与其说是当代人的行为的空间，不如说是无限的未来，构成了责任的相应范围。
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律令（Imperative）。
当生产的领域深入到原本属于行为的空间中去的时候，道德就必须进入以前与此远离的生产领域中去，而且要以公共政策的形式去做。
公共政策以前从来没有必要处理如此广泛长远的预测问题。
事实上，人的行为性质的变化恰恰改变了政治学的性质。
（2）作为第二自然的包罗万象的城市
由于“城市”
和“自然”
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曾经是非人世界的一块飞地的城市正向整个大自然扩展，并篡夺它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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