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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是使用特殊手段的内战，而巴克案件似的交战以前在葛底斯堡和施洛赫两地都发生过。
弗格森道出了现代政治的真理：“我们不要求任何国家的法律制订得如同道德训诫。
法律，无论是民法还是政治法，都是调整当事人各方权利、确保社会和平的权宜之计。
这种权宜之计适应于各种特殊情况……”
因此，解释社会的性质不仅仅要依据法律，而且要把这些法律看作是社会冲突的标志。
法律所指明的是社会冲突必须得到抑制的范围和程度。
如果上述情形是如此，那么，另一种德性也已经被置换了。
由于我们缺乏完全意义上的patria[3]，爱国主义就不可能具有本来的含义。
我所指明的这点与常见的对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否定是不同的。
自由主义者常常（并非总是）采取对爱国主义的否定，甚至敌对的态度，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自视为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或特殊的价值观，部分地在于他们颇有根据地怀疑现代世界的爱国主义往往成为掩饰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面具。
不过我目前的观点并不是评说作为情感的爱国主义或好或坏，而是在发达社会中，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德性的实践，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了。
在任何社会中，如果其政府不代表也不体现公民的道德共同体，而是由一套制度安排，把一个官僚化的统一体强加在一个缺乏真正的道德一致性的社会上，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义务的性质从整体上看就是模糊不清的。
爱国主义曾经是，现在也是一种德性，首先是附属于一个政治的和道德的共同体，其次才是附属于该共同体的政府；然而，现在对爱国主义的履行，从其本性上看，却成了为这样一个政府尽职和体现在这样一个政府的范围内。
而由于已变质了的政府和社会中道德一致的缺乏，从而使政府和道德共同体的关系成为问题时，那就难于有任何清晰、简单和可教授的爱国主义概念。
忠于祖国，忠于社会共同体——这仍然是不可改变的主要德性——从对那恰恰统治我的政府的服从中分离开来。
正如我们对爱国主义含义的转换的这种理解不能同对道德特殊性的自由主义批评相混淆一样，道德本身同现代国家的政府之间必然拉开距离也不能混同于对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的批评。
在我的论证中丝毫没有提示，更不用说隐含着有某种充足的理由作为必要的和合法的理由来拒斥某种类型的政府，我想说明的是，现代国家不是这种形式的政府。
我在此书的前几部分已经清楚表明，德性传统与现代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不一致，尤其是同它的个人主义占有欲以及把市场价值提升到社会的中心位置的属性不一致。
现在又很清楚，德性传统还是对现代政治制度的拒斥。
这并不意味着，在政府之中或通过政府没有许多任务要履行，政府仍然需要行动：就在一个现代国家可能的范围内而言，法规的正当性必须维护，非正义和不正当苦难不得不处理，慷慨宽容必须实行，自由务须得到保护，所有这些有时唯有通过发挥政府机构的职能才可能实现。
但是，每项具体任务，每项具体责任，都必须按照它自身的价值来评价。
现代系统的政治观，不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保守主义的；不论是激进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不得不拒斥属于真正维护德性的传统的观点：因为现代政治观本身在它的制度形式中体现了对传统的系统的摈斥。
（龚群戴扬毅等译）
[1]选自麦金泰尔：《德性之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指上段文字所说的有着共同利益，共同任务的共同体的共同追求，是赏罚的依据。
——译注
[3]拉丁文“patria”
：父亲的，父辈的，引申为祖国的。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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