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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和B两人不同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是他们的矛盾处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不一样。
他们把罗尔斯的或诺齐克的原则与应得赏罚的要求相结合，体现了对更加古老、更合乎传统的、更加接近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教教义的正义观的信奉。
因此，这种前后矛盾是对传统影响和残留力量的礼赞，这种影响力有两个不同的来源。
（一）今天，在道德思想和实践的概念杂烩中，从传统而来的残片——德性概念是主要部分——在特征上，仍被发现在诸如权利或功利这些现代的和个人主义的概念的旁边。
（二）传统也仍然以一种不那么残破、较少被扭曲的形式存活在某些社会共同体的生活之中，即那些与它们的过去的历史联系仍强有力的共同体中。
因此，古老的道德传统仍可在美国等地的，比如一些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和犹太人中辨别出来。
所有这些共同体不仅通过宗教，而且还通过其父辈生活过的位于现代欧洲边缘地区的农庄和家庭结构，继承其道德传统。
不过，不能由于我强调中世纪的背景，便错误地认为一些地区的新教就没有继承这个道德传统。
例如在苏格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和《政治学》作为大学里的世俗道德的教科书，与一种加尔文派神学和谐共存，直到1690年和这以后。
而在其他地方加尔文派神学常常是亚里士多德上述著作的敌对力量。
再如，美国今天的黑人和白人新教团体，尤其是美国南方人和出生于南方的美国人的新教团体，他们会认识到德性的传统是他们的文化继承物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然而，即使这样一些共同体，为了寻求大家都能运用和都能诉诸的一种概念和准则的共同基础，从而有着进入公共论争的必要，因而也就渗入到这文化的杂烩中。
结果，这样一些边际性的共同体对传统的信奉也持续地处于被侵蚀的危险之中，而且，假如我的论证是正确的，这种寻求就是幻想。
对A和B两人观点的分析再次表明，我们有太多的根本不同的、相互匹敌的道德概念，在这里，是根本不同的、相互匹敌的正义概念，而文化的道德资源没有提供合理解决其冲突的办法。
道德哲学，正如占支配地位的看法所理解的，它如此忠实地反映了文化上的争论和分歧，因而它的争论恰如政治争论和道德争论本身一样是难以解决的。
因此，我们的社会不能指望达成道德一致。
即使按照非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在反对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会派时，也正确地证明了诉诸正义是无意义的，因为对立的团体生活形成了和体现了对立的正义观。
当然，马克思错误地认为在正义问题上的这种分歧仅仅是第二位的，它只不过反映了对立阶级的经济利益。
正义观念和对这种正义观的信奉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团体生活的基本要素，经济利益常常部分地受正义观的规定，而不是相反。
但是，马克思基本正确地看到了现代社会结构实质上是冲突而不是一致。
这不仅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充满多样化破碎的观念，而且还体现在这些观念同时被用以表达对立的、互不相容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政策，并且把一种其功能在于掩盖深刻冲突的多元的政治辩术提供给我们。
再谈谈宪法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结论。
诸如德沃金等自由主义著作家要我们把最高法院的职责视为实行一套一致性原则，其中大多数甚至全部原则都具有道德意义，具体法规和决策都要以此来评价。
按照这样被构想的原则，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一定会认为最高法院的某些决定是不合适的。
现在我手头上的巴克案件就是这样的决定的例子。
在该案审理中，法庭成员所持两种观点一看便知极不相容，而签署决定的鲍威尔先生就是持有这两种观点的一个法官。
但是，如果我的论证正确的话，最高法院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做不偏不倚的判决，主持公理，从而在坚持对立的正义原则的相互冲突的社会团体之间维持和平。
所以，最高法院在巴克案件中一方面禁止在大学招生中有明确规定的种族限额，另一方面又允许有所区别以有利于曾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少数民族。
让我们设想一下此类决定和独创性背后的一致性原则吧，你无法使自己确信该法院的矛盾态度是无罪的。
但即使这样设想，你也没有抓住一致性原则的要害。
正如审理其他案件一样，最高法院在巴克案件中通过寻求打破冲突僵局的途径，而不是援引我们共有的道德首要原则，发挥了调解或平息争端的作用。
因为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社会不存在任何道德首要原则。
由此可见，现代政治不可能，也确实不具备真正的道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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