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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它们则是必须互相补充的对立面，是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对抗性、它们的问题从其本身考虑无法解决的情况在思想上的反映。
因此，“批判地”
深化辩证方法的企图都必然导致肤浅平庸。
因为任何一种“批判”
立场总是以这种方法与现实、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分离作为方法论的出发点。
而且它正是把这种分离当作一种进步，认为它给马克思方法的粗糙的非批判的唯物主义带来了真正的科学性，值得百般赞扬。
当然，谁也不否认“批判”
有这样做的权利。
但是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它这样做，将背离辩证方法的最核心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一点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恩格斯说：“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6]马克思表述得甚至更明确：“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范畴表现……存在形式、存在规定……”
[7]
如果把辩证方法的这一含义弄模糊了，它就必然成为一个累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或“经济学”
的装饰品。
甚至显得简直是阻碍对“事实”
进行“实事求是”
、“不偏不倚”
研究的障碍，是马克思主义借以强奸事实的空洞结构。
伯恩施坦部分地由于他的没有受到任何哲学认识妨害的“不偏不倚”
，反对辩证方法的声音叫得最响最尖锐。
然而他从这种想使方法摆脱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圈套”
的愿望中得出的现实的政治结论和经济结论，却清楚地表明了这条路是通向何处的。
它们表明了，如果要建立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
理论，没有斗争的“长入”
社会主义的理论，就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去掉辩证法。
二
这里立即就要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在所有修正主义著作中被奉为神明的所谓事实在方法论上有什么含义呢？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指靠它们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行动提供指南呢？不用说，对现实的一切认识均从事实出发。
唯一的问题是：生活中的什么样的情况，而且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的情况下，才是与认识有关的事实呢？目光短浅的经验论者当然会否认，事实只有在这样的、因认识目的不同而变化的方法论的加工下才能成为事实。
他认为，在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情况、每一个统计数字、每一件素材中都能找到对他说来很重要的事实。
他在这样做时忘记了，不管对“事实”
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是一种“解释”
。
即使是在这里，事实就已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把握，就已被从它们原来所处的生活联系中抽出来，放到一种理论中去了。
比较老练的机会主义者，尽管本能地非常厌恶一切理论，还是很乐意承认这一点。
但是他们求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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