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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找出它们联系的办法。
他们于是用这种理想的认识方式来对抗辩证方法的强制结构。
如果说这种方法乍看起来可取的话，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倾向于产生出一种非常迎合这种看法的社会结构。
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辩证方法来戳穿这样产生出来的社会假象，使我们看到假象下面的本质。
自然科学的“纯”
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
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强烈。
机会主义者始终未认识到按这种方式来处理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
马克思在谈到劳动时对生活的这样一种“抽象过程”
作了深刻的说明，但是他没有忘记同样深刻地指出他在这里谈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历史特点。
“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
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
[8]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趋势还走得更远。
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合理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
于是出现了“孤立的”
事实，“孤立的”
事实群，单独的专门学科（经济学、法律等），它们的出现本身看来就为这样一种科学研究大大地开辟了道路。
因此，发现事实本身中所包含的倾向，并把这一活动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就显得特别“科学”
。
相反，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
和导致“孤立的”
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
它揭露这些现象不过是假象，虽然是由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出的假象。
但是在这种“科学的”
氛围中，它仍然给人留下只不过是一种任意结构的印象。
所以，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
然而这不只是一种错误来源之所在（总是被采用这种方法的人所忽略），对此恩格斯已明确地提醒人们注意。
这种错误来源的实质在于，统计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
经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发展。
“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
[9]因此我们看到，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本来就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协调，是它的精确性的社会前提，这是很成问题的。
如果说“事实”
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本质上是历史的，也就是说，是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那么就的确可以问在什么时候产生出更大的科学不精确性。
是当我认为“事实”
是一种存在的形式且受到这样一些规律的制约，对这些规律我在方法论上可以肯定、或者至少有十之八九的把握知道它们对这些事实不再适用的时候呢？还是当我有意识地估计到这种情况，批判地看待以这种方法所能达到的“精确性”
并集中注意于这种历史的本质、这种决定性的变化所真正表现出来的那些环节的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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