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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的继承人的权利——而斗争。
最好简单地斩断这些教条主义争辩的难解之结，把自身置于辩证分析的领域。
这可以象征性地说成是真品被弄丢了。
换言之，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种版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纯粹未经伪造的”
理论的某些抽象原则的教条主义分析，都应当抛弃。
恰恰相反，必须从历史的、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把所有这些较早和较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看成是历史演变的产物。
确定这一演变的不同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将依赖于人们开始这一分析时所采取的角度。
在我的书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为了这一目的，我划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依次经历这些时期，在每一个时期它与哲学的关系都以特定的方式发生变化。
这种特殊的处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历史来说是唯一正确的。
对于我所划分的第二时期来说这尤其正确，对于别的目的，这也一样。
我确定这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848年6月起义和19世纪50年代随后的几年，看到了资本主义一种史无前例的新高涨和早先曾经兴起的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和梦想的破灭。
在我看来，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
很可能会有人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样拴在一起的分析方法太抽象。
因为它把一段极长的时期当作一个单独的整体，忽视了其中对于工人运动整个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变化。
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上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这正如哲学在中世纪没有变化一样，是确凿无疑的。
因为在那时，哲学终结了，这影响到整个德国资产阶级，同样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无产阶级。
然而，对于185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哲学的关系的整个历史，如果不满足于只是追寻这一过程的非常一般的轮廓的话，自然不得不弄清楚这一时期其他一些主要区别。
在这方面，我的著作的确遗留了大量的问题。
不过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人提出这些问题。
例如，恩格斯1888年在他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结尾著名的一节中谈到，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
当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又一次积极地开始相互作用时，这可能未被视为接近第三时期的第一个标志。
因为恩格斯本人在他的导言中就提到，“德国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甚至在德国的一种复活”
——虽然这首先只涉及修正主义的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回到康德去”
的口号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我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理论描述成一种“反哲学”
，尽管它实质上仍是属于哲学的。
有必要对1850—1890年这40年做一个回顾性的分析，看看这种“反哲学”
后来怎样朝着两个独立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科学”
成了“实证的”
，并且逐渐地完全脱离哲学。
另一方面，一种哲学的发展在与前者的表面冲突中出现了，但实际上它是对前者的补充。
这最先见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里，然后是更晚些时候在他们的最好的门徒——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
它的理论特征或许可以规定为一种向黑格尔哲学的复归，而不只是向19世纪40年代狂飙与突进运动时期黑格尔左派的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反哲学”
的复归。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理论的这种哲学倾向不止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一书对哲学改变了的态度中看得出来，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中也有一定的暗示：这方面的明显迹象已经表现在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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