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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那样，巴美尔避免自己涉及试图挽回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面子之嫌，他反倒躲进列宁的宽敞的庇护所中。
他试图向读者解释他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赖以模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的所谓“抽象的和程式化的”
方法意味着什么，便以标准的经院主义的方式，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
列宁曾经在那句话中承认，对于现代工人运动的进展，“第二国际具有历史性功绩”
。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策略家，当正好谈到第二国际的实际贡献而不是理论贡献时，他以一种高度复杂的策略做出了这种评论。
但是巴美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列宁对社会民主党实践上好的方面的赞扬扩展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
他不是直接得出这种清楚的结论，而是为了达到这种效果而以“一种极端抽象的和模糊的方式”
这样咕哝说，“也许不难表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很可能说出同样的话”
。
自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世以来，我已经在别处写了一篇关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的真正历史性质的论文。
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碰巧社会主义运动重新觉醒和成长壮大了，但是与想象的相反，它从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总的体系来看待。
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具有同样教条主义基础的对手的意识形态，据说整个马克思主义都被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所采纳。
实际上，他们在理论上采纳的全部内容不过是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中吸取了一些互不相干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
。
它们的一般意思因而被改变了；它们的特定内容往往被删节和窜改。
运动纲领和理论具有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这样的没完没了的声明，在新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实践最大限度地接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阶级斗争性的那个时期并没有提出过。
在这个较早的时期，“伦敦的两位老人”
，以及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自己，都直接卷入了这场运动。
完全矛盾的是，这些声明开始于一个较晚的时期，那时某些其他流派的工会在政治实践中获得了基础，并最终在“修正主义”
之中找到了它们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事实上，正当运动的实践是最革命的时候，它的理论却（在拉萨尔和杜林的影响下）基本上是民粹派的和民主主义的，只有只言片语是“马克思主义的”
[2]。
这就是19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的冲击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1884年奥地利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以及1886年美国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的反动时期。
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新兴工业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更民主地”
使用国家权力的最初迹象。
这一过程包括1880年法国对巴黎公社社员的大赦，以及1890年德国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
在这种新的实际背景下，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正式声明就表现为一种理论的辩护和形而上学的安慰。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实际上可以颠倒一下公认的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
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
之间的关系，把考茨基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翻版和对称物。
根据这种实际历史情况，反对我的著作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的控告不仅是无理的，而且是徒劳的和无效的。
他们说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最初历史版本的“原始的”
形式有一种偏爱，并且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以及19世纪下半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积极发展。
他们声称“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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