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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当人们研究一个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人物，研究一个处于持续的创造和永恒的运动过程之中，具有强烈的和无情的自我批评意识的、有才华的人的时候，这些观察也就越有效。
以此为前提，我们的工作应当按照下列路线来进行：
（1）重写作者的传记，不仅重写关于他的实践活动的部分，而且首先重写关于他的思想活动的部分。
（2）把他所有的著作，甚至那些最易漏掉的著作，按年代先后编成目录，并根据内在的标准把它们分为作者的见解形成、成熟、掌握并使用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认识生活认识世界的方法等时期。
研究思想发展的主调[7]和节奏要比研究单个的偶然的论断和孤立的格言更为重要。
这项准备工作是任何进一步的研究所必需的，还应该在所研究的思想家的著作中进一步区分。
哪些是他写完以后自己发表的，哪些是因为没有写完而还没有发表的，以及哪些是由他的朋友和学生所发表，并且作了修正、重写、删节等的，换句话说，哪些是有出版者或编者的积极参与的。
很明显，对于这些在作者死后发表的著作的内容要特别注意和小心，因为不能把它看成是确定无疑的材料，它们还只是有待于推敲的，仍然是暂时的材料。
人们也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些著作，特别是如果它们是在较长时期内创作的，如果作者从来没有想要完成它们，那就可能是作者全部或部分地抛弃掉的或自己不满意的。
就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的具体情况来说，他的文字作品可以分为两类：
（1）在作者直接负责下发表的著作：一般地讲，在这些著作中，人们不仅要研究他拿出来复印的材料，而且要研究作者“发表”
或以任何方式流传开来的一切东西，如信件、传单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哥达纲领批判》和通信）。
（2）不是作者直接负责发表，而是由其他人在作者死后出版的著作：对于这些著作，也要有不改真本原样的版本，这项工作现在已经在做，或至少是根据科学标准对原本作出细致的描述。
这些部分应当按照编年体的批判时期重新加以整理，以便有可能进行有效的，而不只是机械的、随意的比较。
应当在作者本人后来发表的作品所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仔细研究和分析作者所做的精心细致的工作。
这种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和标准，使得人们有可能批判地评价其他人在作者死后编辑的他的著作的版本的可靠程度。
作者发表的著作的准备性材料，距离作者本人的修订最后文本越远，他人对该材料所作修订的就越不可靠。
不能把一部作品同为了编辑它而集合起来的原材料等同起来。
最好的选择，安排各组成要素的方式，对于在准备阶段收集起来的这样那样的要素所赋予的或大或小的重要性，正是这些东西构成著作的实质。
即使对于通信也应该相当仔细地加以研究：在信件里提到的肯定论断在书里或许没有重复。
信件的文字生动活泼，虽然从艺术上来说往往比书本中字斟句酌的、深思熟虑的文字更有实效，但有时却可能削弱论证。
在信件里，也像在讲演和谈话中一样，会比较经常地发生逻辑错误：思想的较大敏捷性的获得往往是以牺牲坚实性为代价的。
在研究原则性的思想或者在研究新颖的思想时，其他人在这种思想文献记载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往往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正是在这方面，至少作为一般原则和方法，应当提出实践哲学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同质关系的问题。
当其中的一位根据他们的相互一致提出一个论断时，这个论断只在那个问题上才有效。
即使其中的一位为另一位的著作写了几章，这个事实也并不是应该把该书看成是他们完全一致的产物的绝对理由。
不必低估第二位（恩格斯）的贡献，但也不必把第二位和第一位（把恩格斯和马克思）等同起来，也不应该认为（恩格斯）归诸（马克思）的一切东西都是绝对真实的，没有渗透任何其他的东西。
当然，（恩格斯）证明在著作上是独一无二地无私的、没有个人虚荣心的，但问题并不在这里；这也不是一个怀疑（恩格斯）在科学上的绝对诚实的问题。
问题在于（恩格斯）并不是（马克思），而如果人们要知道（马克思），就必须首先在他的真正著作中，在那些由他直接负责发表的著作中去寻找。
从这些观察中可以得出相关研究的某些线索和若干有关方法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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