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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12年佛尔米吉尼出版的蒙德尔福论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书[8]，有何价值呢？索列尔在一封致克罗齐的信中，对于能否研究恩格斯作为一个独创的思想家所不足的才具这样的主题表示怀疑。
而且他还经常申明人们不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作者混淆起来。
除了索列尔所提出的问题之外，看来单是因为有人说两位朋友中的第二位，作为一个理论家才具不足（或至少在和第一位的关系中居于从属地位），研究一下谁对独创的思想负有责任，就是十分必要的。
事实上，除了蒙德尔福的书以外，在文化界中还没有人作过此类系统研究。
的确，（恩格斯的）阐释（其中有些是相对系统的）现在已被提升到作为一种真正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真正的源泉的首位，正因为如此，蒙德尔福的书才是非常有用的，至少因为它所遵循的指导线索。
三、安东尼·拉布里奥拉
对安东尼·拉布里奥拉关于实践哲学的全部出版物，而不是对已经无法得到的他的各卷著作，作一客观而系统的概略，哪怕是一种学院式的分析的概略，也是一件非常有用的事情。
这样一种工作，是任何旨在回过头去使当时在有限的圈子外鲜为人知的拉布里奥拉的哲学观点传播开来的原创性的必要准备。
里奥·勃隆斯坦（托洛茨基）在其回忆录[9]中竟然认为拉布里奥拉“一知半解”
，真让人感到惊讶。
这个判断不可理解（除非它是指在作为一个人的拉布里奥拉那里存在理论和实践的沟壑，然而又不像是指这种情况），除非它是针对在俄国非常有影响的德国知识分子集团的假科学的一知半解。
实际上，拉布里奥拉肯定实践哲学是独立于任何其他哲学思潮之外的自足哲学，而且他是唯一的企图科学地建立实践哲学的人。
占统治地位的趋向表现在两种主要思潮中：
（1）所谓的正统趋向，以普列汉诺夫[10]为代表（参见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事实上，普列汉诺夫和他所说的相反，滑到庸俗唯物主义去了。
他没有正确地考虑马克思思想的“根源”
问题：详细研究他的哲学文化（以及他直接和间接地在其中形成的一般的哲学环境）肯定是必要的，但这只是一项更加重要得多的研究，即对他本人的“独创性的”
哲学进行研究的前提，这是不能靠研究他个人“文化”
的少许“源泉”
来填充的。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他的创造性建设性活动。
普列汉诺夫以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提出问题，并证明了他在思辨和历史方面能力的贫乏。
（2）正统的趋向损害了它的对立面的成长：这种趋向把实践哲学同康德主义以及其他非实证主义的和非唯物主义的哲学趋向联系起来。
这在奥托·鲍威尔[11]那里达到其“不可知论的”
结论。
在一本关于宗教的书中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能够由任何哲学，甚至由托马斯主义[12]来支持，并和这些哲学融合。
严格地讲，这第二种趋向并不真是一种趋向，而是不接受德国式一知半解的所谓“正统派”
的一切趋向——甚至包括德·曼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总和。
为什么拉布里奥拉和他提出哲学问题的方式会遭到这样一种如此缺乏创见的命运呢？在这里，人们可以重复罗莎·卢森堡在谈到批判经济学（《资本论》）及其最精致的问题时说过的话：在斗争的浪漫主义时期，在大众的风暴和紧张时期[13]，一切兴趣都集中在最直接的武器上面，集中在政治领导中的策略问题和哲学领导中少数文化问题上面。
但从一个下等集团变成真正自主的、有领导权的集团的时刻起，就产生一个新式的国家，我们体验到构造一种新的智力和道德秩序即构造一种新型社会的需要，以及进一步发展普遍的概念和更精致的、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武器的需要的具体诞生。
这就是需要回过头去使拉布里奥拉传播开来，使他提出哲学问题的方式占据支配地位的原因。
这样一来，人们就能够开展一种争取自主的高级文化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那种其否定的和论战的表现冠有“a-”
的否定前缀和“anti”
（反对）——如“a-theism”
（无神论）和“anticieric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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