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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教权主义）等——的斗争的积极组成部分。
这样，人们就给予传统世俗人道主义以一种现代和当代的形式[14]——这种传统世俗的人道主义必定成为新型国家的伦理基础。
四、实践哲学与现代文化
实践哲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
[15]。
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或丰富了某些文化思潮。
然而，所谓的正统派却忽略了或者根本不知道要研究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和意义。
正因为如此，在实践哲学和各种唯心主义倾向之间发生的最重要的哲学结合，这个在本质上和19世纪最后25年的特定的文化思潮（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紧密相关的事实，在所谓的正统派看来，要不是骗人的话，那就是荒谬的（在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清楚地提到了这个事实，但却很少触及，而且也不打算作批判性的说明）。
因此，就有必要像安东尼·拉布里奥拉企图做的那样去重新评价对问题的研究。
实际的情况是：实践哲学遭到了双重的修正，就是说，它被归并入双重的哲学结合之中。
一方面，它的某些要素，或明或暗地被若干唯心主义思潮吸收和融会（人们只要提到克罗齐、金蒂雷、索列尔、柏格森，甚至实用主义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正统派所关心的却是寻找到这样一种哲学：根据他们极端有限的观点，这种哲学要比对历史的“简单”
解释更加广泛，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因为他们把这种哲学基本上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了。
另一种思潮则回到了康德主义（在此除了维也纳的麦·阿德勒教授[16]外，可以提到意大利的阿·波吉和阿·巴拉托诺教授[17]）。
可以这么说，一般而言，企图把实践哲学同唯心主义思潮结合起来的思潮，大部分是由“纯粹的”
知识分子所组成的；而构成为正统派的思潮，则是由比较明显地献身于实践活动，因而同广大人民群众有比较密切联系（或多或少外在的联系）的知识分子（然而，这并不妨碍其中大多数人进行180度大转弯——这转弯起到不小的历史政治作用）所组成的。
这种区别相当重要。
作为统治阶级的流布最广的意识形态的制定者，作为国家中智识集团的领袖[18]，“纯粹的”
知识分子，不能不至少利用一下实践哲学的某些要素，以便赋予他们的概念以力量，用新理论的历史现实主义来矫正一些哲理的过度思辨，以便给他们所联系的社会集团的武库提供新的武器。
另外，正统的倾向则发现自己卷入到一场同在广大群众中流布最广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先验主义的斗争之中，并且以为只要用最粗俗和最平庸的唯物主义就能克服它。
但是，这种唯物主义本身远非普通意义上的中立层面，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比人们过去和今天所想象的要大得多——是由宗教本身养育着的。
在人民当中，宗教表现为一种充斥着迷信和巫术的低下的浅薄的形式，在其中，物质起着不小的作用。
拉布里奥拉和这两种思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断言（说实在的，并不总是毫不含糊的）实践哲学是一种独立的、原创的哲学，本身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要素，所以就由对历史的一种解释变成一种一般的哲学。
这正是人们必须努力的方向，发展拉布里奥拉的观点，而（就我的记忆而言）蒙德尔福的书却没有一以贯之地发展这种观点。
[19]
为什么实践哲学会有这样的命运——被服务于造成它的主要要素或者同唯心主义或者同唯物主义的结合呢？对于这一点的研究肯定既复杂又微妙；它需要有大量分析技巧和冷静的头脑。
否则很容易被外部的相似所欺骗，而看不到隐蔽的相似，看不到必然的但却被遮掩起来的联系。
必须以极其谨慎的批判，才能对实践哲学向传统哲学的“妥协”
[20]以及因此使得这些传统哲学还能享有一段短暂的返老还童时刻的那些概念加以鉴别，而这恰恰意味着写出一部以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为开端的现代文化史。
很显然，这种明显的吸收不难追寻，虽然对此也要进行批判的分析。
一个古典的例子就是克罗齐把实践哲学归结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经验准则。
这个曾经有助于意大利历史编纂学的经济—法理学派——这个学派的传播越出了意大利的国界——的创建的概念，甚至已经渗透到天主教徒中间去了。
但是，对于隐蔽的、未被承认的吸收的研究，是最为困难的，而且更须严谨，这正是因为实践哲学作为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通过既不明显又不直接的作用和反作用改变了旧思维方式的传播氛围，才发生了上述那种吸收。
从这种观点出发的对索列尔的研究特别有趣，因为人们正是通过索列尔和他的命运而得到许多相关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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