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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把这一难题看作是（反对一拉平的）平等主义—卢梭主义的变体。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接着说：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
没有完全取消，而且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
“不劳动者不得食”
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社会〕劳动给予等量〔社会〕产品”
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6]
马克思接着得出以下结论：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7]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3编第2章）中所得出的结论是与马克思一致的：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
[8]
现在，让我们回到卢梭，看一看他对在人自身的不平等和差异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或由社会确定和制约的全部公民差别）这两者之间确立一种相称的关系〔比例〕这个难题所作的回答。
正如我们上面所表明的，马克思和列宁重又把这一难题系统地表述为：由于人的不可避免的不平等，所以必然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利，因此，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标准解决了这一难题。
因此，卢梭对我们解释说：“由于通常人的主要是根据财富、爵位或等级、权势和个人功绩〔后者是所有其他品性或身份的根源〕等方面的差异〔或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来互相评价，因此我可以证明这种力量〔即个人功绩和其他身份〕的协和或冲突，是一个国家组织得好坏的最可靠的标志。”
[9]而且，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最后一个脚注中事实上最终清楚地表明：“公民的等级……应该根据他们对国家的实际贡献〔按照他们自己的（不同等的）才能和力量〕来决定。”
[10]
这意味着，在卢梭看来，对确立一种有效的普遍的平等（不仅仅是对资产阶级的平等）这一问题的解决，要求无限地、普遍地运用功绩和个人条件的标准。
这就是人的“才能”
或功绩（其实，没有人会完全丧失这里所说的才能或功绩）——它们是所有其他（社会）地位和他所说的“力量”
的根源——以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年龄、健康等）。
换言之，它要求建立这样一种平等：这种平等是建立在社会对所有人（无一例外）不平等的和有差异的能力和潜力予以承认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这种解决上述难题的途径涉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它不仅超越专制主义条件下那些特权者的社会，而且也优于实际上以占有者的功绩-权利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
因为，很显然，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制度所必需的对每一个人身的承认或认可，只能是社会性的。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事实上是以对“等级”
或文明秩序问题的调控为前提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因为（作为一个法律或价值问题）“在文明社会里，赏罚上的（distributive，应译为‘分配上的’。
——中译者）公平即使是可以实行的话，这种公平与自然状态中严格的平等也是相对立的”
[11]。
（此外，还请参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对那些严重曲解他对社会的批判的大多数人的生动而鲜明的反驳：“那么，又当如何呢！
难道必须毁灭社会，取消‘你的’和‘我的’这种区别，再返回森林去和熊一起生活吗？这是按照我的论敌的想法得出的结论，我愿意先把它指出，也愿意我的论敌因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感到羞愧。”
[12]）
因此，让我们认真地思考一番卢梭对分配上的公平（但请记住，它与交换上的公平是对立的）的这个最后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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