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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体的严密的和不可预料的行动；另一方面，工人委员会在另一个实体“直接民主”
面前消失。
我将把这两个客体称为“一般的特殊性”
：它们让人认为是特殊的和历史的实在，而人们只须把它们看作抽象关系和普遍关系的纯粹形式统一。
人们在将真正的权力赋予它们时就完成了偶像化：工人委员会的民主包含着对用粉碎自己的敌人来作出反应的官僚机构的绝对否定。
然而，人们不能怀疑，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多产来自它对待经验的方式。
马克思相信，事实从来不是孤立地出现的，如果它们是一起产生的，那么它们总是在一个整体的高级统一之中，通过一些内部关系联系在一起，一个事实的存在会改变另一个事实的深刻本质，所以他用综合的方法来研究1848年的二月革命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政变；他在其中看到了一些同时由它们的内部矛盾撕裂和产生的整体。
物理学家的假设在被实验证明之前，可能也是对经验的一种解码：它否定经验论，只是因为经验论是哑巴。
但是，这个假设的构成模式有着普遍化的作用；它没有整体化的作用：它确定一种关系、一种功能，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者用有普遍化作用和进行整体化的模式来研究历史过程。
当然，整体化不是盲目地完成的；理论确定了展望和制约的次序，并在一个演变中的总体系的范围内研究某个特殊过程。
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种展望都不想阻止对作为特殊整体的过程进行评价，或把这种评价变成无用的东西。
例如，他在研究1848年的共和国短暂而悲惨的历史时，并不只是——就像有人在今天会做的那样——宣布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背叛了它的同盟者无产阶级。
相反，他试图在细节中和整体中来描绘这个悲剧。
他使轶事性的事实从属于（一个运动、一种态度的）整体，因为他想通过这些事实发现这个整体。
换句话说，他对每个事件所赋予的，除了它的特殊意义之外，还有一种启示作用：既然指导调查的原则是寻找综合的整体，那么，每个事实一旦被确定，就要作为一个整体的部分被观察和解码；人们在它的基础上，通过对它的缺陷和它的“超意义”
的研究来确定作为假设的整体，而它又在整体中重新看到自己的实在。
因此，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启发性的：同它的具体研究相比，它的原则和它以前的知识显现为调节性的。
在马克思那儿，永远找不到实体：那些整体（例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小资产阶级”
）是活的；它们在研究的范围内通过它们自己来自我确定。
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势的“分析”
的重视（在今天仍然如此）。
不言而喻，这种分析是不够的，它仅是综合重建的努力的第一个契机。
但是，这种分析看来对整体往后的重建也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喜欢谈论分析，把这种行动归结为一种简单的仪式。
要丰富知识和开明行动，不再需要根据总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事实。
分析只是在于清除细节、歪曲某些事件的意义、改变一些事实的性质，或者甚至编造一些事实，以便从中找出作为它们实质的那些固定不变的和偶像化的“综合概念”
。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概念封闭了起来；它们不再是钥匙或解释性的模式：它们作为已被整体化的知识为它们自己而提了出来。
用康德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把这些特殊化和偶像化的类型变成经验的一些构成性概念。
这些典型的概念的真实内容总是属于过去的知识；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却把它变成一种永恒的知识。
在分析时，其唯一开心的事是“放置”
这些实体。
他越是相信这些实体先验地表示真理，取得证据就越是容易：凯尔斯坦修正案、“自由欧洲电台”
的号召和一些传闻，足以使法国共产党员把“世界帝国主义”
这个实体“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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