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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一元论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是由经济结构造成的，即由社会关系的总和造成的。
人们在生产中进入与生产资料有关的社会关系之中。
唯物主义一元论可以为一套完整的阶级理论提供基础，同时可以提供一个客观尺度，把影响整个社会制度性质的结构性变化与只修整社会制度而不根本改变其性质的派生的、第二性的变化区别开来。
混淆经济因素与经济结构是当代资本主义辩护词（例如宣称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中阶级差别已经消灭）的理论基础。
因此，有关阶级问题的浩繁的辩护性文献来源于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总使人感到有些不和谐。
马克斯·韦伯认为，阶级的归属由占有市场财产的能力决定。
这种看法完全抹杀了生产资料占有与物品占有之间的区别。
韦伯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基本分界处引入了一个自立的因而是抽象的尺度：有产的、无产的；富裕的、贫困的；占有财产的、不占有财产的等。
换言之，韦伯把经济看作财富、财产、货币实力、占有权等，从而把经济概念还原为陈旧的“因素论”
。
这一理论得出了一个肤浅的论战性的结论：经济上有力量的个人，未必是权力的实际执掌者。
他用经济、权力、社会地位的多元决定论来反对“经济决定论”
的片面性，这实际上是一种向原子主义因素论倒退的观点。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经济、权力、社会地位构成独立自主的系列，是一种超历史的实存。
然而，在现实中三种因素都只在某一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内并在它的基础上才有相对的自主性。
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社会威望、荣誉、尊重的等级）和政治权利的分割，这三者都是在经济形态的框架中发挥功能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
有人认为，不是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归根到底”
依赖于经济和社会经济结构，而是三者各自构成独立自主的系列，并互相影响。
这种观点是一种视错觉，是过分简单化地把经济理解一个因素造成的。
为了“完整性”
的要求，其他因素只得绕这个因素排列起来。
毫无疑问，金钱的占有本身并不是地位资格，正如贫困本身不是资格的丧失一样。
但是，即使财富或贫困代表经济地位而不是阶级归属，它对社会地位和政治的具体作用如何仍将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
例如，我们可以把唐吉诃德式行为的问题解释为一种价值观的移置，譬如说某种地位荣耀感，从已经陈旧并正在消失的社会制度，移置到一个价值观结构和等级完全不同的社会中。
旧的价值观在旧制度中畅行无阻，在新社会则令人感到很离奇，并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效果或意义。
某种价值观的功能的变化从根本上讲不是主体进化的结果，而是社会关系客观变化的结果。
权力问题，权力的结构与变化的问题也是同样。
我们不能在经济因素（财富、财产实力等）的基础上把握这些问题，只能从具体的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规律出发来把握它们。
总之一句话，财富的分配（“经济”
）、权力的等级和结构（“权力”
）、社会地位的品第（“威望”
）都由规律似的关系决定。
这些关系是在特定发展阶段上从社会制度的经济结构中生长出来的。
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社会中权力是如何分配的？谁是权力的执掌者？权力是如何行使的？这就是关于权力等级制度本质的问题。
此外，社会威望的标准和等级如何？谁为什么得到荣誉？哪些人是受到尊敬的权威和英雄，哪些人是异教徒和“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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