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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是从各个时代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发现出来的,它“不是各个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
马克思决不是积极的本体论者。
尽管如此,前面所提到的奈丁古把马克思观点误解为本体论,这并不意外,因为马克思也未必完全说清了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关系,例如这表现在他解决历史进程中一般规律性和特殊规律性的关系方面,导致奈丁古的误解。
在阿多诺的一篇论文——它指责说:甚至辩证法的理论也未必完全超出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区别——中也作了这样的确认:“他(马克思——著者)使社会的不变的自然规律和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规律相对立,使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的特定社会的敌对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相对立。”
[100]
这样,马克思分明是把对社会形态普遍适用的规律和它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现象形态之间区别开来,但远不只此,他更彻底地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101]这种抽象环节上确定下来,以对立于它具体的历史形式。
尽管如此,这里的关键当然不在于把特殊的东西和一般的东西的关系看成是可以纯理论地解决的问题;对之仅作辩证法的解决是很不够的。
关键倒在于:以往首先作为“史前史”
理解的我们的历史现实本身被永续的范畴所支配,这种永续的范畴对一切变化相对地漠不关心。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劳动自身中具有奴隶制的要素,甚至具有隶属的要素;同样,隶属和奴隶制具有雇佣劳动的要素。
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一方劳动力直接地再生产出来,而在另一方则以市场为中介间接地再生产出来。
在古代有营养很好的奴隶,在现代最发达的国家中,也有贫困的临时工人。
使得对人的支配得以形成的决定性阶段,当然是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的程度。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末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
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阶级。”
[102]为了批判地对抗那些把劳动的这种自然发生的生产率与“神秘的观念”
[103]联系起来的人们,马克思接着说:剩余价值只具有“最一般意义”
的“自然基础”
,“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己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例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
[104]。
进一步说,劳动生产率是对特殊的资本关系进行考察的出发点,这种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105]。
但是,当自然所设定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同样由自然所设定的人支配人的源泉时,当历史上发生的东西已经不能作为“自然发生的东西”
而使自己永恒化时,生活依然被它的最一般的必然性所规定,即被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所规定。
诚然,这种情况下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将是被控制的必然性,人已经不是处于人们之间的相互斗争之中,而将只处于同物的自然相斗争的关系中。
但是,这种斗争意味着:没有阶级的人类也知道和自己在究极上是不同一的东西,在和自己对立着。
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奈丁古的劳动结构无时间性的说法倒是正确的,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般本体论的东西,虽然应理解为是否定的本体论。
马克思有时喜欢用一些大胆的方式,把自然关系作为模式,来说明社会过程的必然性,其最好的例证是这里所论及的物质变换的概念本身。
他和恩格斯同样,既追求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对它的哲学的概括,也思考社会理论的更进一步的发展。
他关于《资本论》的预备性研究是在1850—1860年这十年当中进行的,而此期间,毕希纳、福格特以及摩莱肖特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德国广为蔓延。
马克思完全和恩格斯一样,立即反复地激烈批评了[106]这些独断的、大抵是粗野的机械形态的唯物主义。
但是,这并不排除马克思对这种唯物主义所担负的某个主题的领悟,正像已接触到的他的话所表明的那样,他熟悉地使用了唯物主义运动的代表人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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