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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贝特本人确实对斯旺的案子特别有兴趣。
卡斯尔雷自杀后，科贝特颇为得意地给斯旺写信，上面有对卡斯尔雷的咒骂：“卡斯尔雷已经割断自己的喉咙，他死了！
愿这消息能传到你所在的地狱深处……并给你受难的灵魂带去安慰！”
斯旺服刑4年6个月之后，“走出了切斯特堡大门……他的思想仍像以前一样顽固。
他继续从事制帽业，但并没有停止活动。”
1831年11月，《贫民卫报》报道了斯托克波特治安官法庭发生的诉讼案，被告就是约瑟夫·斯旺，罪名是销售“无印花税报刊”
。
法庭主席克拉克上尉问他在辩护中有什么话要说：
被告——先生，我已经失业一段时间了，我也无法找到工作，我家里人都在挨饿……另一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我卖这些东西是为了我们同胞，让他们知道议会并没有代表他们……我想让人民知道他们是怎样被蒙骗的……
法官——住口。
被告——我不！
因为我想让每个人都读读这些出版物……
法官——你太放肆，你要因此被判处3个月监禁，进纳茨福德感化院，做苦工。
被告——我一点也不感谢你；只要我能出来，我还要卖。
你记住（看着克拉克上尉说）我第一份就要卖到你家里。
约瑟夫·斯旺随后被强行带离被告席。
[41]
在20世纪论述民主的华丽文章中，他们大多数已为人们所遗忘，原因是他们冒失、粗俗、过分真诚或者说是“狂热”
。
而那些模仿他们的做法传播进步的载体，那些接受政府津贴的《一便士杂志》和《星期六杂志》（其销售者没有一个被起诉）却挤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资力雄厚的商业性报刊，虽说只是到40年代和50年代才真正开始引起激进读者群的注意。
（即使到那时，大众化的出版物如克利夫、豪伊特、钱伯斯、雷诺和劳埃德等人的报刊，仍然是从激进主义的背景中涌现出来的。
）这场斗争的两个后果也许是尤其要注意的。
第一（也是最明显的）在30年代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从此以后它虽经许多次转变却经久不衰）特别重视出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传统当然更加古老。
然而在某些晚期的“马克思主义”
解释中称，这些对权利的要求，似乎是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遗产的继承，此说恐怕难以成立。
奇怪的是，在1792年至1836年的斗争中，工匠和工人们却把这种传统当作自己的东西，他们在其中加进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并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利以尽可能廉价的方式无拘无束地传播这种思想的成果。
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是有一种时代所特别赋予的幻想，而且还竭力要把这种幻想纳入工人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中。
那个时代所有的启蒙主义者和进步论者都认为，理性和知识的传播仅仅是由于缺乏媒介而被限制住了。
他们的类推通常是机械的。
兰开斯特和贝尔力图以廉价的方式通过儿童辅导员的努力使学生的专门知识增加，他们的教育方法被（贝尔）称为“道德蒸汽机”
。
皮科克把布鲁厄姆的“有用知识传播会”
称为“才智蒸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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