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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些根本性的原因。
继考茨基之后，列宁曾对这些原因作了清楚的说明：一方面，工人运动的“自发”
意识，如果任其发展，只能产生空想社会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既然需要为建立和发展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哲学而进行巨大的理论工作，这项工作只能由在历史、科学和哲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大知识分子来承担。
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德国、俄国、波兰和意大利都出现了，有的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有的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师；这都不是由孤立的偶然事件造成的，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伦理条件使知识分子的活动简直无法进行，统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沆瀣一气，它们还得到教会的支持）往往只给知识分子以卑贱和低微的职务。
在这些国家里，知识分子只有站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革命的阶级一边，才能得到自由和前途。
在法国则相反，资产阶级曾经是革命的阶级。
它历来善于争取知识分子参加到它所进行的革命中来，并且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夺取和巩固了政权以后，资产阶级继续使整个知识分子站在自己的一边。
法国资产阶级干净、彻底地完成了自己的革命；它把封建主阶级从政治舞台上清除了出去（1789、1830、1848）；它在革命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团结；它击败了教会，随后又收容了它，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在适当时机同它分离；它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把自己装扮了起来。
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实力地位和在历史上取得的种种其他地位，给了知识分子相当宽广的前途和活动余地，足够体面的职务，不少的自由和幻想，以便把他们笼络在它的法律之下，使他们继续受它的意识形态的控制。
除了个别的伟人外（正因为他们是伟人，他们才是例外），法国知识分子接受了给他们的这种地位，他们并不感到有向工人阶级方面去寻找出路的切身需要。
即使他们有人投靠了工人阶级，这些人也不善于彻底清除他们身上盖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残余就表现为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如饶勒斯）或实证主义。
法国党不得不进行了大胆而耐心的努力，以消除“工运中心论”
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工人对知识分子产生这种本能的怀疑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工人在长期历史中多次积累的经验和反复经历的失望。
正是这样，资产阶级的统治使法国工人运动同知识分子长期相脱离，而知识分子对于形成真正的理论传统却偏偏是不可缺少的。
我是否还应该补充另一条民族性原因呢？这是因为，在1789年大革命以后的130年里，法国的哲学史简直贫乏得可怜。
从梅恩·德比朗、库辛到柏格森，法国哲学始终顽固地坚持它的不仅是保守的，而且是反动的唯灵论。
法国哲学鄙视历史和人民，同宗教结成紧密的联系，竭力反对唯一值得重视的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
此外，法国哲学的不文明和无知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最近30年来，情况开始有所好转。
但是，一百多年以来官方哲学的愚昧思想是个十分沉重的包袱，它窒息着工人运动中的理论努力。
法国党是在这种理论空白的情况下诞生的。
虽然如此，它从我们唯一的和真正的民族传统中，即从马克思曾表示无比钦佩的政治传统中吸取了营养，尽量克服了存在的缺点，并终于成长了起来。
它始终带着这一政治传统的烙印，因而有点看不起理论的作用，看不起哲学理论比看不起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更要严重。
虽然法国党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主要是些大作家、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和自然科学家，还有少数几位高水平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且政治原因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
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具有足够的哲学修养，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政治学说、一种分析和行动的“方法”
，而且作为科学，它是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所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的理论领域。
法国党就是在以上条件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没有建立起民族的理论传统，得不到民族理论传统的帮助，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它没有一个能够造就出理论大师的理论学派。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依靠自己去学会面对的现实。
因为，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没有真正的理论大师能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假如波利采没有为了经济学方面的紧急需要而牺牲了他酝酿中的重要哲学著述工作，他或许会成为这样的理论大师；可是，他只给我们留下了他的《心理学基础批判》中的天才谬误就去世了。
他是被纳粹所杀害的。
总之，我们当时没有理论大师。
我并不是说没有志趣高尚和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而是说没有由我们的历史造就的，与我们思想接近和感情沟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
提出这后一项条件绝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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