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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处于空白，而且从自己的民族历史上继承了一种表现在哲学和文化方面的畸形的外省习气（即沙文主义）；由于这种外省习气，我们不愿学习外国语，并对法国疆界以外的思想和成果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长期以来，我国研究和评论马克思的著作只是少数坚毅和勇敢的德语学者的事情，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能向国外介绍的学者，除了奥古斯特·科尔纽以外，也许别无他人，这位得不到法国大学承认的英雄，默默无闻和单枪匹马地对新黑格尔主义运动的“左翼”
和青年马克思作了多年细致的研究。
以上的论述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理论贫乏，但却不能清除这一贫乏。
由于斯大林，我们受到了第一次冲击——虽然也正是斯大林，他在这件坏事中，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由于他的逝世和苏共“二十大”
，我们受到了第二次冲击。
当然，在此期间，生活也影响了我们一部分人。
一个政治组织，一种真正的理论修养，都不是在一夜之间或根据一道简单的命令就能造成的。
在战争期间或在战后不久达到成人年龄的年轻哲学家中，多少人被繁忙的政治任务搞得筋疲力尽，再也抽不出时间去从事科学的工作！
当时参加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觉得必须通过政治活动或在政治上积极表现，来偿付他们由于不是无产者而认为欠下的那笔债；这也是我国社会历史的一个特点。
关于这一历史的洗礼，萨特尔以他自己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诚实的见证：我们跟他是同一种血统的人。
比我们年轻的同志们似乎没有了这笔债务，这固然是时代的进步，但他们也许还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偿付。
就哲学来讲，我们这代人充当了牺牲品。
也就是说，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智力工作和科学工作，而一味地去搞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
许多科学家，间或有些历史学家和个别文学家，还能够不受损失或者只付出轻微的代价。
哲学家却无路可走。
只要他为了党去讲哲学和写哲学，他就只能人云亦云，只能对著名的引言在党内提出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同见解。
我们在哲学界没有听众。
反对我们的人轻蔑地指责我们只管搞政治，即使最开明的同事也告诫我们，要判断一个作家，应该先研究这个作家，在提出原则和执行原则以前，应该先客观地讲明这个原则的道理。
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了让别人起码能听得下去，不得不把自己乔装改扮起来——他们这样做完全出自自然的本能，而不怀有任何策略的考虑——，他们把马克思装扮成胡塞尔、黑格尔或提倡伦理和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而不惜冒弄假成真的危险。
我并不夸张，我说的是事实。
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得到这种做法的后果。
当时，我们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深信自己达到了世界上唯一可靠的大陆，却不知道如何从哲学上去论证这一大陆的存在和可靠；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除了信念以外，没有任何可靠的大陆可言。
我这里并不是说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都如此，因为除了哲学以外，幸而还有别的星体可以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光芒。
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是何等的岌岌可危。
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决定哲学的可能存在和哲学意识形态的不可能存在的原理，但我们却不能通过公开的和客观的检验，来证实我们的信念是毋庸置疑的真理。
教条主义说教一旦被证明在理论上一钱不值以后，我们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为我们不能从事真正的哲学研究作开脱，那就是认为哲学本身是不能被研究的。
在马克思青年时期（1840—1845）和断裂时期（1845）一些若明若暗的著作的影响下，我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哲学的末日”
的极大**。
我们中间一些最积极热情的战士无保留地接受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那句把改造世界同解释世界对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含糊不清的名言，倾向于通过哲学的“实现”
达到“哲学的末日”
，他们庆贺哲学已为政治所实现和为无产阶级所完成，并且在行动中已经死亡。
由此到理论实用主义，无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只有一步之差。
另一些较有科学头脑的人学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实证主义公式的样子，宣告了“哲学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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