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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在许多现实的文化活动中，人们无法发现这种关系，或者说在研究物质或实践活动中难以发现这种关系，因此，人们引入了时间的延迟，即著名的滞后概念；引入了各种技巧性的复杂概念；引入了间接性——在这种间接性中，文化领域内的有些活动（如哲学）都被置于更加远离第一性的经济活动的地方。
这是上层建筑概念的限制的第一个层面：实际上是一种操作性的限制。
第二个层面与此相关但更加重要，其中更侧重关系过程本身。
这是一种引出了“中介”
（mediation）的现代概念的反思。
“中介”
的概念与简单的反映或再现的概念有所不同——它确定不同于反映或再现的概念而更具能动性。
20世纪后期出现了“同构”
（homologousstructure）的概念，其中，上层建筑与基础现实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的或明显的相似性，当然也不存在反映或再现之类的东西，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结构的同源或对应关系。
这不是与“中介”
不同的概念，而是同一类型的修正，它并不假定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也不简单地从运作的角度设定这种关系受滞后、复杂情况和间接性的支配，而就其本质而言，它根本不是直接的再现。
虽然这些限制和修正是极其重要的，但在我看来，大家都接受了的“基础”
（Basis，Grundlage）的概念并未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
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文化过程的本质，基础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有待考察的概念。
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命题的许多用法中，作为一个语言习惯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基础”
是一个对象，或者更精确地说，人们常常以划一、静态的方式考察“基础”
。
“基础”
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
“基础”
是对应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的现实的生产关系。
“基础”
是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生产方式。
我们提出并一再重复这类命题，但在用法上极不相同于马克思对生产活动的强调，生产活动在特殊的结构关系中构成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
因为虽然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发现并阐明生产发展的特定阶段，但在实践中它绝不是划一的或静态的。
生产关系与相伴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确实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中的核心观点之一。
因此，这些力量存在着不断发生动态变化的可能性。
另外，当我们像马克思那样来考察这些力量时，比起我们从“基础”
这个成熟的形而上学概念中可能认识到的东西来，这些力量作为具体的活动和现实的人的关系，指的是更加能动、更加复杂、更加矛盾的事物。
二、基础和生产力
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当我们讨论“基础”
时，我们实际上是讨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
我们不能认为这个过程具有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上层建筑这个可变过程所具有的某些固定属性。
大多数想要使一般的命题变得更加合情合理的人都专注于完善上层建筑这个概念。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按照特定的思路重新评价这个命题的每一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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