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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沿着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思路重新评价“决定”
，抛弃被预见、预示和控制的内容。
我们必须根据文化实践的相关领域重新评价“上层建筑”
，抛弃被反映、复制、决定的内容。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的具体活动来重新评价“基础”
，抛弃固定的经济和技术抽象的概念，因为具体的活动包含着基本的矛盾和变化，因而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隐匿在常见的定义背后的更深一层的含义。
“基础”
已包含严格意义上的基础工业，在20世纪的发展中更是如此。
对重工业的强调一直起着某种文化的作用。
这提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被迫再次考察“生产力”
的一般概念。
显然，我们要在基础上考察的是第一生产力。
但我们必须作出某些非常关键的区分。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马克思是在特殊而专门的意义上来考察对应于那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劳动”
的。
《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段极其艰深费解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制造钢琴的人是生产劳动者，这就有了一个真正的问题——销售钢琴的人是否也是一个生产劳动者；他有可能是，因为他促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但是一旦涉及钢琴演奏者时，无论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演奏，他都不是生产劳动者。
因此，钢琴制造者是基础，而钢琴演奏者则属于上层建筑。
作为考察文化活动、考察有关现代文化活动的经济学的一种方法，这显然是一条死胡同。
但是，对于任何理论阐述来说，认识到这一点都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在那里分析的是特殊种类的生产，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在他这种分析模式中，他不得不赋予“生产劳动”
和“生产力”
的概念以专门化的意义，即以商品生产的面目出现的主要的物质劳动。
但是，限制了在某种文化语境中甚至是极其危险地限制了“生产力”
这个核心概念，只要稍加提示我们就能明白，根据这个概念，工人生产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自己，所谓他自己指的是他本身就是那种劳动，或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强调人创造了自身及其历史。
今天，当我们讨论基础和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关键问题是，我们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第一生产力，还是指的是社会和人本身的主要生产，即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前一种做法在这个命题的蜕化形式中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如果我们把握了广义的生产力，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法考察整个基础问题，我们就不会想到要把某些极其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当作上层建筑性的因而是次要的东西加以抛弃；广义地来说，那些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基础性的。
三、总体性的用途
但是，由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一般命题带来的困难，于是出现了一种替代性的重要发展，即对社会“总体性”
的强调，这主要是跟卢卡奇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实践的总体性对立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有层次的概念。
实践的总体性这个概念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概念相吻合，然而它并不必然根据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解释这个过程。
如今，总体性这个词已经变得众所周知，比起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来，它确实在许多方面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但它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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