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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产生活资料，只是为了消费。
正像劳动是社会性组织起来的那样，劳动产品的分配也是社会性组织起来的。
分配规则谈的不是对物的处理或者对物的有目的的和协调的使用，而是相互期待或者相互利益的系统联系。
因此，产品分配要求相互作用的规则，这些相互作用的规则在借助语言取得理解的水平上，在主体相互之间作为交往行动的公认规范或规则，可以被个别情况所代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不断地被提出。
我们把社会调节劳动和分配的系统称之为经济。
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活的再生产的经济形式，是人类发展阶段的特征。
社会劳动的这个概念，作为人类生活的再生产形式，具有一系列的内涵。
它对近代主体哲学或者反思哲学的最重要的假说，持批判态度。
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5]马克思的这些话，按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个论点，可以被理解为认识论上的实用主义，即对那些把认识着的主体理解成为自身是静止的和被动的意识的（经验主义或者理性主义）诸种思潮的现象论的批判。
这些话同时也具有唯物主义的内涵：它的矛头既指向理论上的唯心主义，也指向实践上的唯心主义，因为这两种唯心主义都强调精神先于自然，理论先于兴趣或利益。
或者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6]这是模仿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概念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对英国和法国道德哲学中的实践的个人主义——它们都把有行动能力的主体理解成为一个个的单子——的宣战。
当然，在我们的阐述中，社会劳动的概念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人类生活的再生产形式的特征，这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更加精确地规定，我们想要理解的人类生活方式是什么。
上一代人的人类学，积累了四百多万年的新知识，在这四百多万年的时期里，人类完成了从灵长类动物到人的发展，即完成了从黑猩猩到人的（假定的）共同祖先经过直立人到现代人的发展过程。
这种人类发展史，是由生物的和文化的发展机制的相互交织决定的。
在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这个时期内，在一系列漫长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人的大脑的大小和人的重要形态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给人类带来具有被淘汰压力的环境，不再仅仅受自然的生态影响，而已经受以狩猎为生的原始群的积极的适应能力的影响了。
只是到了向现代人过渡的时期，这种生物的、文化的混合进化形式才让位于纯粹的社会进化。
自然的进化机制停止运转，新的物种不再产生，代之而起的是成为现代人社会基础的异族通婚。
异族通婚的结果，是遗传内部特征的广泛扩散和混杂。
这种内部分化是文化混杂的天然基础，文化混杂清楚地表现在多种多样的社会学习过程中。
最好的做法，是把社会进化（即社会正在进化）赖以进行的社会—文化阶段同纯粹的生物进化（即物种正在进化）赖以进行的灵长类阶段加以区别。
同样，把两种进化机制交织在一起（其中大脑的进化是重要的个别的进化）的社会—文化阶段同原始人阶段加以区别，也是最好的做法。
当我们用新的人类学的知识来观察社会劳动这个概念时，我们就会看到，人们对社会劳动在人类进化阶段中的作用估计太低：不仅人，就是原始人，早就以通过社会劳动来适应再生产的形式和组建起经济——成年男子组成以狩猎为生计的原始部落。
他们占有武器和工具（技术）；他们有分工地进行协作（协助组织），并在集体中分配捕获到的猎物（分配原则）——同类人猿相区别了。
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劳动组织和劳动产品分配的组织），满足了以经济形式再建生活的条件。
追述原始社会的状况，比追述当时的生产方式更为困难。
原始社会的交往系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早在灵长类动物时期就普遍地用手势进行的交往，人们是不清楚的：人们估计当时已经有了以手势为语言和呼叫信号的系统。
总之，大规模的协作狩猎活动，需要对狩猎经验进行了解，因此我们必须假定当时已经有了原始语言。
那种对人类形成重要的系统的联系——认识活动的联系、情感表达的联系和人际关系的联系——就是借助这种原始语言开始建立起来的。
我们估计，在群体的原始人中，在分工上已经形成了两个局部的社会系统：以成年男子为一方的社会系统（他们聚集在人人平等的狩猎群里，共同占据着主宰地位），和以妇女为另一方的社会系统（她们生活在一起，采集果实，照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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