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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灵长目社会相比较,协作的战略形成和分配规则是新的东西,这两种新东西,都直接同最初的生产方式,即协同狩猎的形成和巩固相联系。
所以,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适用于区分灵长目的生活方式和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但却不适合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因为冲破在脊椎动物门类中形成的社会结构的,不是原始人,而是人:在一维的等级中,每一个动物,都过渡性地占有一个,而且只占有一个位置。
这种等级制控制着黑猩猩和狒狒中成年雄性动物之间更经常表现出来的侵略关系,也控制着雌雄性动物之间的性的关系和老幼之间的社会关系。
一种类似家庭的关系,只存在于母亲和她的子女之间以及姐妹之间。
母亲和成年儿子之间的性关系是不允许的;父女之间的相应的性关系限制是没有的,因为父亲的角色是不存在的。
甚至建立在社会劳动基础上的原始社会,也还没有家庭结构。
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家庭是怎样形成的。
有组织的社会性的狩猎生产方式,产生了一个派系问题。
男子的家庭化(库特语)即实行建立在异族通婚基础上的亲缘制,解决了这个派系问题。
群体社会中以狩猎为生的男子,同那些在进行狩猎时留下来从事采集果实的妇女和年轻人相比,他们是独立的。
随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一体化需要,即在两个局部系统之间实行有监督的交换的必要性。
但是,原始人显然只具有同地位相关的性的关系模式。
这种模式同新的一体化需要是不相适应的,并且,灵长目动物的等级制越是受到狩猎群中的强行平等化的破坏,这种模式就越同新的一体化需要不相适应。
只有以婚姻和正常的传宗接代为基础的家庭制,才能使成年的男性成员,借助于父亲角色的作用,把自己在男性狩猎群中的地位同自己在妇女和儿童群中的地位联系在一起,从而才能把社会劳动的功能同抚养子女的功能结合在一起,并且把男子狩猎的功能同妇女采集果实的功能协调起来。
当家庭的社会结构补充了狩猎经济时,我们才能谈现代人所达到的人类的生活的再生产。
这个进程延续了数百万年,这意味着,动物的地位等级制被以语言为前提的社会规范系统所代替,这是不寻常的发展进程,而动物的地位等级制在类人猿那里,根据G.H.米德(G.H.Mead)的说法,早就是以象征性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
灵长目的地位等级制是一维的;任何一个个体,只能占据一个位置,即他在一切领域中的地位都是相同的。
只有在同一个个体占据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个体占据相同的地位时,功能上特殊的局部系统间正常的社会交换才有可能。
动物的地位等级,是以占有某一地位的动物拥有的威慑力为基础的,即以占有某一地位的动物的特性和拥有的力量为基础。
另外,它们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以大伙都期待和承认的规范行为,而不是以尊重某个角色根据它的特殊禀赋所拥有的惩治其他动物的能力为基础。
这意味着行为动机意向的道德化。
社会角色能够根据条件把所期待的两种行为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相互对立的动机或意向形成一个体系。
一个人可以让另一个人去完成自己所期待的行为,因为另外一个人同样也可以让那个人来完成自己所期待的行为。
一个人可以不依赖于偶然情况的联系,通过社会角色对其他人的动机施加社会影响,并且可以把动机的形成汇集成互相作用的符号世界。
做到这一步当然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社会角色依据的前提是,相互作用的参加者不仅要接受其他参加者的看法(借助于象征实行相互作用时,就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参加者的看法也可以变成其他参加者的看法。
相互作用的参加者必须能够接受其他参加者的看法;以其他参加者的看法为出发点,他们仿佛能从外部来观察自己的期待系统和行为系统,否则,他们就不能把他们的相互期待有条件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不可能把他们的相互期待作为一个系统当作自身行为的基础。
(2)如果相互作用的参加者具有一种时代视野,这种时代视野又超越了直接的、眼前的行为结果,社会角色就能得以确立。
否则,空间的、时间的和事实上有差别的预期行为,就不可能结合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角色。
葬礼形式表明,团聚的家庭生活,成了具有广泛范畴意义的时代意识。
(3)如果社会角色需要监督相互作用参加者的行为动机,社会角色就必须同惩治机制结合在一起。
因此惩治的可能性不再(像在灵长目社会那样)是由模范人的偶然本性保护的,也不(像高度文明社会中那样)是受政治统治权力手段保护的,因此,惩治的可能性只能在社会公认的规范的自相矛盾的解释中经受考验。
正像我们在禁令所起的作用中所看到的那样,同社会角色相联系的解释模式,具有某些情感矛盾,这些情感矛盾是从冲动系统的发展中产生的。
因此,人们应该把这些情感转变成为规范意识,即转变成为准备尊重社会公认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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