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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转义对立不必阻止布洛特的基本纲领，即：“形容文化普遍性和表述文化‘语言’的语法可以成为我们未来任务之一的结构历史（structuralhistory）的基础。”
[23]另外，如果我们更详细地观察洛特曼对新古典主义的描述，我们可以发觉所谓多样化的承诺也许只是幻觉。
新古典主义处于主导文本的文化与“科学”
方法论的文化之间的中介位置。
表面上是规则和规范的文化，新古典主义仍然假定一系列古典文本具有古老神圣主导文本的权威：“理论模式被认为是永恒的，处于具体创造之前。
在艺术里，只有那些符合规则的文本才被认为是‘正确的’，即是有意义的……破坏规则的艺术品是艺术中的次品。
但是，按照博伊露（Boileau）的观点，我们甚至可以用分析‘不正确’的规则的方法来形容规则所遭受的破坏。
因此，‘次等’文本可以被分类；任何不令人满意的艺术品都可以用来作某个典型违章的例子。”
[24]这样，洛特曼认为新古典主义并不对我们展现崭新和独创的文化机制模式（或是可以使我们脱离比喻和转喻二元论的某些新的转义）；新古典主义只是取代了过去的两个旧模式。
在旧的模式里，文化和科学生产的理性主义机制是按照比它更早的神圣文化中的真实虚假、正确不正确、好坏的价值系统而构成的。
这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
格雷马斯的符号四边形表明，任何一对二元对立项都可以通过否定和综合而扩展原系统中封闭的术语。
雅各布森的神秘僵死的二元论——一旦按照洛特曼的“真理”
“规则”
模式的符号变形来说出的话——便同样可以引发出一个更为复杂的排列方案。
洛特曼的类型学为什么可以生产更多的排列，特别是我们如何形容这个封闭系统中失踪的关于文化的第四种假定模式的术语呢？（前三种文化模式为主导文本、科学方法论和新古典主义。
）我们可以假定一个按照伦理学或“真理”
范畴来构成自己规则的文化，在逻辑上与按照规则和方法论构成自己的“真理”
范畴的文化是相对立的，后者（按照规则和方法论构成自己的“真理”
范畴的文化）是指一个有系统地按照转化规则、解码、无限符号学等的操作规则范畴来重写认识（生存、意义、好，等等）。
洛特曼强调自己与福柯的著作《事物的秩序》（Thes）[25]的密切关系，这点证实了他的第四种假设的文化模式，只能是福柯著作结尾时预言的那种“结构主义”
时刻，让·鲍德里亚把它看作是消费社会本身的逻辑——脱离了所有“自然”
所指的神话与稳定因素的能指自我增殖，“结构主义”
的时刻是理论繁殖新理论的元理论时刻，是句子繁殖新句子、文本繁殖新文本的崭新和后现代时刻，我们可以贴切地称其为“文本”
美学或精神分裂症式美学。
我们这种推论实践的目的，不是把洛特曼也许不愿认可的一种历史观强加于他本人，而是要表明这个现象存在于每一个结构类型学之中，无论结构学作为语言学转喻机制，或作为某种旨在解脱我们自己的叙事（也许是目的论的）历史观或历史哲学。
转义素本身不建构类型学或结构联合体，除非转义素的最初的多种经验被归纳进某些基本的启动机制里；我们在当代修辞学系统中可以观察到这一点，例如海登·怀特的“转义素”
中的μ组。
[26]不论潜在的“系统”
的正式术语是什么，它必须是另一种抽象秩序，而不是用来组成和排列秩序的多种形式。
尽管这个潜在系统被形容为“主导转义素”
（mastertropes），它控制表层转义素或修辞格，这种主导转义的位置最终是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中才能找到。
我自己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这个第二种，或曰“深层”
的系统总是可以用历史叙事观或目的论来掌握和重新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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