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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正如弗兰克尔（Frankel，1987）指出的那样，在最近时期，最有效的乌托邦理想者就是右翼组织的那些人，他们主要拥护过程乌托邦理想而非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
然而，奇怪的是没能够把右翼对社会秩序的这种攻击贴上“乌托邦”
和“目的论”
的否定称号。
只是在最近才有像约翰·格雷这样的主流思想家试图复兴波拉尼的思想，并攻击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内在破坏性。
撒切尔和金里奇两个人的突然下台和失去影响证实了他们这种打算的脆弱性。
当他们的乌托邦理想成为现实的时候，其结果就接近了马克思的解构所描绘的那些东西了。
在所有那些最积极地沉迷于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国家中，收入不平衡迅速上升。
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具有其地理表达方式：区域之间螺旋式上升的不平衡以及富足邻里与贫民区之间逐步增强的差异，以美国为例，就是贫穷的市中心与富足的、排他性的郊区的鲜明对照。
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加速、所有形式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权力遭到破坏、整个文化和为日常生活提供坚实基础的那些“情感结构”
被毁，以及，也许是所有情况中最成问题的，大面积的环境恶化以至于地球表面上的多数地方再也不适宜人类居住了，这些就是格雷（Gray，1998）准确描述的一些后果。
“结果”
，他写道，“我们不是站在自由市场者计划的富足时代的边缘，而是一个悲剧时代的边缘，在其中，无政府的市场力量和收缩的自然资源把主权国家拖入到更加危险的竞争之中。”
我坚持认为，这些正是在巴尔的摩衰退中发挥作用的力量。
那么，如此一种想象中的仁爱过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后果呢？
答案广泛地存在于过程乌托邦在地理上实现时所发生的事情中。
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以任何形式实现都要求这个过程停在某处，要求构筑某类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空间。
它如何在空间上成形以及它如何制造空间，这些都成为它具体实现的关键方面。
过去20年来我的主要工作（Harvey，1982；1989）就是试图准确地追踪这样一个过程，试图了解资本如何在某一点上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造一种地理景观，但最后为了调节它自己无止境的积累动力、强大的科技变革以及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式又不得不摧毁它。
资本主义时代中创造性毁灭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简直令人吃惊。
过去200年来地球表面上所发生的许多奇异变化，所反映的正是自由市场的过程乌托邦理想的实施及其不断的、长期的对空间形式的重组。
但是这种空间实现的条件和样式具有各种各样的结果。
因为自由市场的资本积累是在天然资源、文化历史、通信潜力、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这样一些多样化的地理区域中进行的（这种地理区域日益成为资本投资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
和人工环境上的微分产物），所以它强化了生活标准和生活前景上的不平衡地理发展。
富裕地区越来越富，贫穷地区越来越穷（巴尔的摩就是大城市规模上这种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一个生动例子）。
嵌入在市场过程的乌托邦理想中的循环和累积的因果关系使得财富和权力在地理差异上越来越大，而并不是朝着同质性和平等性逐步发展。
俗话说，“再也没有比公平对待不公平之事更加不公平的了”
，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自由运行的市场中所暗示的平等主义和民主化最后产生的不平等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社区和或国家权力引领着对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的某些惊人后果（螺旋式上升的收入不平等、不平衡地理发展、对环境的外在影响，及诸如此类）的抵制。
但是这一现象之中潜伏着一种深深的悖论。
自由市场如果要运行，它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这些制度安排和规则只能由某些类似于国家权力的东西加以保证。
市场自由必须由法律、权威、武力来保证，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由暴力来保证。
因为国家权力通常被认为是暴力的垄断者，所以自由市场如果要运行，就需要国家或相关的机构。
简言之，自由市场并非只是偶然发生的。
当然，它们会反对国家权力管制它们的某些手段，不过，它们并不反对国家权力。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只有当国家（现在我们必须把地方政府包括在这个断言中）成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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