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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标准不能到各个社会的所需中去寻找，因为各个社会和它们的各部分之间有着许多互相冲突的需求，优先性的问题就由此产生了。
如果我们没有某种标准来据以在真实的需求和虚幻的需求之间作出区分，并分辨出各种真实需求之间的高下之别，这个问题就无法以理性的方式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不具备自然权利的知识的话，由社会上各种相互冲突的需求所导致的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看起来，拒斥自然权利注定是要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很明显，那被很多人、甚至是被最起劲地反对自然权利论的某些人视作灾难性的后果，的确是导因于当代人对自然权利的拒斥。
对于要达到某些目标我们可以选择何种手段而言，我们的社会科学确实能使我们聪明而睿智。
可是它承认无法帮助我们分辨合法的与非法的、公正的与不公正的目标。
这样的科学是工具性的，也只能是工具性的，它生来就是现有的无论何种权力或利益的仆从。
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之偏好宽宏大量的自由主义，并不超过它之偏好理论上的融贯性的话（上帝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么马基雅维利在明面上所做的，就是它在实际上所做的：这也就是说，它在给暴君们和给自由的各民族提供咨询时，都是同样地称职而又心甘情愿的。
[2]按照我们的社会科学，我们在所有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上都可以是聪明的，或者可以变得聪明起来，可是在头等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就得退回到全然无知的地步。
我们对于我们据以作出选择的最终原则、对于它们是否健全一无所知；我们最终的原则除却我们任意而盲目的喜好之外并无别的根据可言。
我们落到了这样的地位：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面对大事时却像个疯子在赌博；我们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是疯狂。
如果我们所依据的原则除了我们盲目的喜好之外别无根据，那么凡是人们敢于去做的事就都是可以允许的。
当代对自然权利论的拒斥就导向了虚无主义——不，它就等同于虚无主义。
尽管如此，宽宏大量的自由派们在看着自然权利论被抛弃时，不唯内心平静，甚而还如释重负。
他们似乎认定，既然我们无从获得有关什么才内在地就是善的或对的真正的知识，这就使得我们被迫容忍各种关于善或者对的意见，把一切的偏好和一切的“文明”
都视作是旗鼓相当。
唯有漫无限制的宽容才是与理性相吻合的。
但这就导致了承认，每一种偏好，只要它能容忍别的偏好，它就具有合理的或自然的权利；或者反过来说，这就承认了人们有合理的或者是自然的权利，来拒绝或谴责所有不宽容的或“极权主义”
的立场。
后者之所以应受谴责，乃是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一个显然是虚假的前提、亦即人们知道什么是善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种对于各个“极端”
的激烈拒斥的内心深处，我们能够辨别出对于某种自然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于自然权利的某种特殊解释的认可，按照这种解释，人们所需求的东西乃是因其多样性和个性而受到尊重的。
然而，在对于多样性或个性的尊重与对于自然权利的认可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当自由派们对于甚至是由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自然权利论对多样性和个性所施加的绝对限制感到不耐烦时，他们就得在自然权利论和丝毫不受束缚的对个性的培养之间作出选择。
他们选择了后者。
一旦走出了这一步，宽容对许多人而言就成了一种价值观或者理想，本质上并不比它的对立面更优越。
换句话来说，不宽容是与宽容具有同样尊严的一种价值。
但是要将它与所有的偏好或选择置于同等地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诸种选择的不平等的序列，不能够追溯到它们的目标的不平等的序列的话，那就必须追溯到选择行动的不平等的序列；而这就意味着，不同于卑污低下的选择的真正的选择，只能是果敢决绝的极其严肃的决断。
而这样的决断，比之宽容而论，它更接近于不宽容。
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植根于宽容的自然权利论传统之中，或者说是植根于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按照他对于幸福的理解而去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之中；但是就其本身而论，它乃是不宽容的一个源泉。
一旦认识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原则除却盲目的选择而外别无根据时，我们就再也无法信赖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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