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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实验科学的体系中，应当避免这些差异出现，而且这些差异也不应当出现在一种完善的语言中。
[2]
因此，根据弗雷格的说法，在我们的语言中存在着某种不确切之处或缺陷。
有些人可能给“亚里士多德”
这个名称以某一种内涵，而另一些人则可能给它以另一种内涵。
当然，情况还不止于此。
甚至单独一个说话者，在被问到“你准备用什么摹状词去替换那个名称”
时，也会感到一时无所适从。
实际上，他可能知道很多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事情，但是，他可能觉得，他所知道的任何一件特别的事情显然都是表示这个对象的某种偶然的性质。
如果“亚里士多德”
这个名称指的是“教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个人”
的话，那么说“亚里士多德当过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这句话就仅仅是同语反复。
但其实不然，它表达的那个亚里士多德曾经教过亚历山大大帝的事实是某种可能被我们发现是不真实的事情。
因此，“当过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不可能是该名称的（内涵的）一部分。
摆脱这个困难的最通常的做法是说：“我们不能用一个特别的摹状词去替换名称，这的确不是日常语言的缺点；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用以与这个名称发生联系的，实际上是整整一簇摹状词。”
如果我能够找到关于此种说法的例子的话，在《哲学研究》中就有一个绝好的，这篇文章对家族相似性的观点作了十分透彻的介绍。
我们来讨论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如果有人说：“摩西不存在”
，那么这句话可能意味着若干不同的情况。
它可能意味着：以色列人从埃及撤出时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领袖——或者：他们的领袖不叫摩西——或者：没有任何一个人完成了《圣经》上关于摩西所说的那种种业绩——等等。
但是当我们对摩西作某种陈述时，我是不是总是准备拿这些摹状词中的某一个去替换“摩西”
？我或许会说：对于“摩西”
这个名称，我所理解的是那个完成了《圣经》上所说的关于摩西的种种业绩的人，或者至少是指完成了其中大部分业绩的那个人。
然而，究竟完成多少业绩呢？是否我已经确定必须证明多少业绩是假的，才能使我相信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从而将其抛弃呢？“摩西”
这个名称是否具有一种使我能在所有可能的情形下都能确定而毫不含糊地使用它的用法呢？[3]
根据这个观点，并根据塞尔在关于专名的文章中对这个观点所作的权威性的评论[4]，一个名称的指称对象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摹状词，而是由一簇或者一族摹状词来确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名称的指称对象就是满足了该簇摹状词中的足够数量的或大多数的摹状词的那个东西。
我在下文将再次谈到这个观点。
在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时，这个观点似乎比弗雷格和罗素的观点更有道理。
这个观点似乎保留了这种理论的全部优点，并抛弃了它的许多缺点。
我认为（而且，在我实际开始讨论命名理论之前，这将把我们引向另一个新论题），有两种方式可以用来考察那个概念簇的理论，甚至那个要求单一摹状词的理论。
一种方式认为，一簇摹状词或单个摹状词实际上给出了名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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