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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这些声音流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其实是不知不觉地——“找出声音的意义”
（我们最好允许速记员把“从着边到右边”
改成“从左边到右边”
，因为他们很可能在改写时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事实是，这个过程是高度可靠的，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没人注意；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事实就忽视整个过程的复杂性，即使这个过程没有一路理解下去，而是在辨别单词的地方倏然停下。
速记员转写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我的预感中存在一种轰鸣的存在感，一种诱人的先行尝试与侮辱的暗流，一种揭示了表面背后的表面的预期确证的杂多”
，这时他也许根本没有想过这是什么意思，但他相当确定：这些的确是说话者想说的话，而且他成功地说了这些话，不管它们指的是什么意思。
总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说话者也不知道说的单词指的是什么意思。
受试也许恰好就是一具僵尸，或是一个穿着人的衣服的鹦鹉，或是一台运行语音合成程序的电脑。
或者，不太夸张地说，受试也许已经昏了头了，或者受到某种理解不当的理论的控制，或者滔滔不绝地发出毫无意义的声音试图欺骗实验员。
现在，我是在说，从数据的记录造出一份转写的文字稿或文本这个过程，对所有这些奇怪的可能性都是中立的，即使这个过程必须基于一个方法论的假设，即存在文本有待复原。
如果没有文本可以复原，我们最好扔掉那个受试的原始数据重新开始。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描述的方法是很常见的，也没有什么争议。
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平淡无奇的结论：我们可以把录音带转写成文本，同时不必放弃科学。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确证这个结果，因为下一个步骤就可以创造以经验方式研究意识的机会，而且还会产生许多障碍和困惑。
我们必须超出文本；我们必须把文本诠释成言语行为（speechacts）的记录；这些言语行为不是单纯的发音或复述，而是断言、疑问、回答、允诺、评论、要求澄清、大声说出的沉思冥想，以及自我警告。
这种诠释要求我们采取我所谓的意向性立场：我们必须把噪音施放者（er）看成是一个行动者，事实上他是一个理性行动者，他有信念、欲望以及其他心智状态，这些状态显示出意向性或“关于性格（aboutness）”
，而且他的行为能够基于这些状态的内容得到解释（或预测）。
这样一来，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受试发出的噪音就要被解释为他们想要说出的东西，比如想要断言的命题。
其实，在对文本做纯化处理时，我们已经依赖一些类似这样的假设（比如，我们推理道：为什么一个人会想说“从着边到右边”
呢）。
不管我们会因此冒什么风险，针对这些言语行为都得采取意向性立场；这些危险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窥见我们在实验设计中所利用的那些可靠的自明真理。
（苏德超等译）
[1]选自丹尼特：《意识的解释》，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标题由编者所加。
[2]理发店标志牌错觉（barber'spoleillusion）是一种运动效应。
理发店门外的圆柱绕轴的旋转让人觉得条纹不是在绕轴平转，而是在向上转动，而且永远如此，但又没有真的转到高处。
——译注
[3]几年前，一个受训于哈佛的年轻人类学家韦德·戴维斯（WadeDavis）宣布，他已经破译了伏都僵尸的秘密，他在《蛇与彩虹》（TheSerpentandtheRainbow，1985）一书中说，伏都专业人士准备好神经药理学的药，这些药据说能够把人置于一种像死人一样的状态；在被活埋几天之后，这些不幸的人有时会被挖出来，并服下迷药，后者可以导致理智混乱和记忆缺失。
因为迷药或者因为被埋后缺氧所导致的大脑损伤，所以可能造成这样的效果：他们真的就会像电影里的僵尸一样四处游**，而必要的时候他们也许还会遭到奴役。
因为戴维斯的主张（以及大体以他的小说为蓝本所制作的电影）耸人听闻，他的发现在一些地方遇到了怀疑的暗流，但是，在他的学术味更重的第二本著作中，这些怀疑都得到了很好的反驳：《黑暗之路：海地僵尸的民族生物学》（PassageofDarkhnobiologyoftheHaitianZombie，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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