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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唯一一种在实验准备时一般（并不总是）需要语言交流的科学研究对象。
这在部分程度上是科学伦理学的问题：若非知情同意，人不能被用于实验；而要获得知情同意，不借助语言交流简直是不可能的。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事实却是，语言交流是用来建立和约束实验的。
研究者要求受试完成各种智力任务、解决问题、找出显示项目、按键、作出判断等。
多数实验的有效性取决于这种准备工作是否可以标准地、成功地完成。
例如，如果把指令用土耳其语讲给只会英语的受试听，实验肯定会失败。
事实上，哪怕是对指令的细微误解，也会损害实验的效果，所以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是，与人类受试通过语言交流来进行实验准备的做法必须确证有效。
与受试进行交谈的这种做法牵涉到什么呢？这是心理学实验中无法去除的因素，但它是否以受试的意识为先决条件呢？实验员难道不会最终就像内省论者一样，只能把受试的不可检验的话当做是这个受试所理解的东西吗？难道我们不是在冒着被僵尸、机器人和其他冒名顶替者欺骗的危险吗？
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察一般人类受试实验的细节。
按照常常发生的情况，让我们假设，对整个实验做多种记录，比如录像带、录音带、脑电图等。
任何不这样经过记录的材料都不作为数据。
现在我们考察记录下来的声音［主要是嗓音（vocalvoice）］，它们是在实验过程中由受试和实验员发出的。
由于受试发出的声音是通过物理途径形成的，所以原则上就可以从物理上来解释和预测它们，这就像我们用同样的原理、法则和模型来解释和预测自动机械的声音或雷声一样。
或者，由于这些声音是通过生理途径发出的，我们就能够加上生理学原则，并尝试用这一学科的资源来解释这些声音，就像我们解释打嗝、打鼾、胃响和关节作响一样。
但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声音当然是嗓音，更具体地说只是其中的一类（我们略去不太常见的打嗝、打喷嚏、打哈欠），这类嗓音的语言学分析或语义分析看上去是很容易的。
我们不是始终都能明显地看出，什么声音可以包含在这一类当中，但有个办法可以避免冒险：我们把录音带记录的副本发给三个受过训练的速记员，让他们各自独立地写出原始数据的文字稿（transcripts）。
这个简单的步骤充满暗示；通过这一步骤，我们从一个世界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从纯粹物理声音的世界进入到了词语和意义、句法和语义的世界。
这个步骤产生的结果则是，从根本上重新诠释数据，从它的声学性质和其他物理性质抽取词汇串（不过仍然配以精确的时间定位）。
是什么在支配这种重新诠释呢？虽然在磁带所记录的声波的物理特性与打字员听到然后转写成词汇的音素之间，也许存在着有规则的、可发现的关系，但我们仍然不能完全了解这些关系，所以也就不能详细描述它们（如果我们了解得足够多，制造一台能够听写的机器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虽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的令人迷惑的困难）。
在声学和语音学的研究完成之前，我们还是可以相信我们的文字稿就是数据的客观转译，只要我们对此比较小心。
首先，要让速记员在准备文字稿的过程中（而不是把这个工作转交给实验员），提防有意无意的先入之见和过度诠释（法庭速记员扮演同样的中立角色）。
做出三份独立的文字稿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尺度，我们据此判断这个过程的客观程度。
也许，如果录音的状况很好，那么除了极少的差别，三份文字稿会字字相同。
这些文字稿中凡是不同的地方，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干脆扔掉，或者用其中两份一致的文字稿来确定唯一正确的文字稿。
严格来说，这个文字稿或文本不是作为原始数据给出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文字稿是通过把原始数据放入一个诠释过程才得到的。
这个诠释过程取决于你认为他说的是什么语言，也取决于说话者的一些意图。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来比较下面两个任务：一个是我们上面交给速记员的任务；另一个是把鸟的歌声或猪的呼噜的录音打印成文。
如果人类说话者说：“入果窝庸昨手暗见泥节亿吗？”
所有的速记员都会同意他问的是：“如果我用左手按键你介意吗？”
——但这是因为速记员懂汉语，正是这一点在语境中提供了意义。
而且，如果受试说“现在这个点正从着边移向右边”
，我们会允许速记员将其调整为，“现在这个点正从左边移向右边”
。
而在转写鸟叫或猪叫的录音记录时，却不存在与此类似的调整策略——至少在研究者发现这类声音富有规则并设计出一个体系化的描述系统之前，不会有这样的调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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