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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心怀忌妒，老是把你想得最坏。
我知道，这种心理失常对我没有好处，应该加以克服，可是，我没有作任何改正错误的努力，还心怀恶意，洋洋自得。
我很少听到别人说你的坏话；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要不是我心怀恶意，我本来是不会正确地理解他的话的（他说，别人认为，你的思维深刻而严谨；因为我不怀好意，所以，我真的听见他说，你思维能力低下，缺乏深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产生这种信念时，也许没有履行我的认识义务；我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没有努力克服对你形成恶毒信念的倾向，正因为我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我才能形成这样一种信念。
然而，对我来说，这种信念似乎确实具有实证认识的意义。
再来看一个例子。
假如一个认识论者使我相信（其他人也会如此），我有义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我思考的每一个命题都发生这样的转变；当且仅当这个命题是正确的，我才相信它。
假如他还劝告我说，当我们形成通常的感觉信念时，多数情况是，这些信念都是错误的。
因此，我经历了一个紧张而艰难的过程，花费了许多精力，付出了高昂代价，来抑制通常那种形成信念的冲动，以便阻止最普通的感觉信念的形成。
再比如，我听到一个海妖在歌唱：我赶紧看了一眼，就像人们听到一辆巨大的红色消防车一样。
这里，我必须克服自然信念，这种思想在我脑海中闪现。
但是，我发现，这一过程令人压抑，于是，我对自己说：“真够麻烦的；我感到难受，不愿意履行我的认识义务了。”
我顺其自然，产生了这样的信念：我所看到的是一辆巨大的红色消防车。
于是（假如我的信念确实使我承担了阻止自然信念产生的义务），我产生了一种信念，其方式与义务正好相反；但是，我不也知道，那里有一辆红色消防车吗？我想是的。
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即使我相信某一命题的方式与我的认识义务正好相反，我仍然可以认识那个命题。
不过，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模糊不清；我的信念由我任意控制，其程度是难以确定的，这种关系使得上述问题更加复杂。
我倾向于认为，认识义务的履行当然是一个应该考虑的条件，但是，对实证认识的意义来说，它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实证认识的意义和认识义务的履行，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3.如果一个信念对我具有实证认识的意义，那么，我的认识能力一定是适当地发挥了作用，产生了我对A的相信“程度”
以及A这种信念本身。
我正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一条快车道上行驶；在疾驶途中，我瞥见道路中间有一个看上去像是骆驼的东西；如果我的认识能力适当地发挥作用，那么，我就可以相信，我看见一只骆驼，但是，我不会坚定地相信它——比如说，我对它的信念是不会像对“我正在开车行驶”
这一信念那样的坚定。
由于认识功能失常（国防部的试验失败了，一道耀眼的光线使我大吃一惊），假如我对前者和后者的相信程度是一样的，那么，就实证认识的意义而言，前者对我来说并不具有什么意义。
4.如果我的认识能力适当地发挥作用，那么，我就会把一种信念建立在“具有证据意义的另一种信念”
之上。
当然，适当地发挥作用这一概念不仅适用于基本信念，即不以别的证据性信念为基础的那些信念，而且，在适当条件下，我会以现有的其他信念为基础，相信某一命题。
我可能知道，在办公室的那个人，要么是乔治，要么是山姆；你告诉我说，山姆不在那里；于是，我相信，乔治在办公室，因为有其他两种信念做基础。
当然，如果我的认识能力适当地发挥作用，那么，我是不会以“任何”
命题为证据性基础，来相信一个命题的。
例如，我不会在自我证据的基础上，相信某个命题（也许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是不会把“荷马写了《伊利亚特》”
这种信念，建立在“中国的人口超过日本”
这样的证据性信念之上的。
我不会以“百分之九十九的佛里西人不会游泳，费克是佛里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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