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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主体，大众成为接受理论传播的客体对象。
王明等赫尔墨斯们希望按照国外“标准”
的教条来建设党、指导实践。
但是，历史表明：往往这些所谓“普遍真理”
的教条布道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却屡遭挫折，产生尖锐矛盾。
究其原因，他们认为不是教条错了，而是中国大众错了，没有深刻地理解理论和更严格地遵从理论，不够“布尔什维克化”
，因此全部任务就在于要“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
文本中心论的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以《实践论》为标志，毛泽东同志阐释了“一切真知都是从实践直接发源的”
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真理，将真理标准赋予中国实践，将发现真理、发展真理、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权力回归中国的实践大众，才真正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而只有在“新民主主义论”
被完全阐释，边缘化的中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中心国家的革命道路（如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边缘化革命策略）时，才真正找到中国革命逻辑，才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形成。
原初发端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边缘的中国语境中只有重新出场，才能转变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完成理论的第一次飞跃。
以《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为代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延安时期，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的教科书，针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军事、历史等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著，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或左翼学者成长起来。
从此，从探寻中国革命的逻辑，到建设的逻辑、改革的逻辑、发展的逻辑，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跨越新旧全球化两大时代，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讨论为历史开端，以反思社会主义本质，转向发展、改革、现代化为聚焦点，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开辟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开启了理论的第二次飞跃。
正是在这一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历史跨越的每一个节点上都发生了观念变革和学术创新的标志事件，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从马克思东方道路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理解，从马克思主义形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从“回到马克思”
的文本文献深度耕耘到与国外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对话争鸣，从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原因研究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认识，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的恢复发展繁荣到各个哲学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深度反思到科学发展观的阐释，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到坚定走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到法治国家建设，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研究，等等，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大发展状况。
就根本性质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抽象在场的形而上学，而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根本宗旨的“行动的指南”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执政党和民族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是以历史实践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的。
实践提出问题，马克思主义解答问题，在科学解答中使自己在场并与时俱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中的思想，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对时代问题解答的出场形态，对于这一时代语境和问题有本然的依赖性。
因此，要深度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不仅要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学术前沿，钩沉范式图谱和学派谱系，对话各种学术观点，更要穿透思想在场图景去把握背后让思想在场的历史时代及其问题本身。
我们需要对思想在场的根据做深度的前提批判。
意识始终是被意识到的存在，我们不能再重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和清算过的青年黑格尔派那样的覆辙，把思想当作唯一和真正的在场，而遮蔽真正的历史，而是要让历史、现实、问题出场，作为思想出场的前提和根据，评价理论星丛的现实坐标。
为此，我们需要回到和直面问题本身。
因此，本书研究的书写方式以“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
为主线，深描和对话成为两翼，正是秉承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本性。
就时代特点而言，这一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大解放、学术大繁荣、理论大创新的时代，其鲜明特点决定了我们的叙事主调必须要直面问题本身。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创新发展是基本方式。
实践创新所折射出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形成了所谓学术前沿。
在前沿话语上，我们对前沿理论话语的研究成为一种对话，一种撞击心灵和头脑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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