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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合法性也是基本经济制度和《物权法》所保障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大理论创新,就表现在认为资本在低于全球资本生产力水平的民族国家依然具有发展生产、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作用。
利用好民资、外资、国资来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依然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但是,这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对资本逐利本性的认识。
今天,我们依然要援用马克思当年对资本历史作用二重性进行科学批判的辩证法。
承认、利用和驾驭资本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与积极抵御资本的消极腐败作用,不可偏废。
开放发展与全球治理更需要马克思的批判的和否定的辩证法。
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和对立格局依然存在。
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表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经济霸权的衰减,同时也表明其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式微。
但是,整个世界依然是“西强东弱”
,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美国“重返亚太”
战略的重心仍然在于“遏制中国”
。
因此,全球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但是形势复杂多变。
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
的崛起正在重写全球新秩序,但是与传统西方霸权之间的冲突也在不断加剧。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开放的全球治理新规范,需要有新“天下体系”
和建设逻辑,但是革命、批判、否定向度不可或缺。
总之,马克思的具有双向功能的辩证法依然没有过时,依然具有当代性和在场性。
但是,我们的确应当防止另一种倾向:不严格区分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逻辑,否定的辩证法的所指与建设、改革、发展时代的革命逻辑、批判向度与否定的辩证法的所指,不科学把握新时代的重点和基本性质,将“两点论”
不加分析地套用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决定事物根本性质的依然是事物本身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从革命战争到建设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表现了两个时代、两个阶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转变。
因此,今天,就研究主题和对象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和否定的向度的性质、地位和功能完全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
从性质上来看,改革、发展、建设中的批判性反思、革命性话语和否定性向度主要是制度性的自我批判、自我完善而不是根本颠覆。
其地位是从属于规范向度,在维护和规范的限度内被规范向度所支配的。
主次关系发生根本翻转,其功能是促进规范制度和运行体系更好、更完善。
而不是根本否定。
因此,不能将两种革命、两种批判、两种否定的具体性质和内容混为一谈。
我们不能在两极化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徘徊。
一提革命,似乎就重回革命战争年代;一提“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还存在”
,似乎就等于重提“阶级斗争为纲”
;一提专政,似乎就不能有和谐;一提历史变革似乎就不能与规范相容;一提批判性反思,就等于彻底推翻;一提否定,就是形而上学否定或根本否定,等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摆脱这一形而上学思维的窠臼,才能摆正自己的立场和位置,才能理直气壮地开展创新理论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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