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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缔造的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曾经在打破旧全球化时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全球分裂格局、促使阶级联合上起过重要作用，那么，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使一度在工业化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全球无产者再度陷入分裂。
知识劳动与工业劳动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这一全球分裂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相反，全球资本却在高度联合：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神圣同盟”
在企图“埋葬马克思”
方面高度一体化。
与全球分裂的劳动者状况一样，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也在造就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分裂。
虽然全球马克思主义“共同在场”
，但是却分别面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的空间分裂的国情，差异化的言说语境，因而各说各话、自说自话，理论旨趣和话语形态大相径庭。
因此，超越这一分裂，需要我们既从各自的空间语境出发去本土化地言说马克思主义（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更要从整体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批判的空间视域去探索全球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
“我们”
需要思想的联合。
其实，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站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两端——发达与不发达立场，面对的是同一个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现实。
他们各自所做的批判性解读，虽然出自发达和不发达两种不同的国情和境遇，然而他们批判的对象在根本上是同一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
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的发达与不发达“二元世界体系”
的存在依赖于“二元”
支撑，其中任何一个支柱的毁灭都必然意味着对这一空间体系的颠覆。
来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根本上也就是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反之亦然。
因此，他们从发达与不发达各自角度对同一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对象的批判，就形成了互动与联合的效应。
这就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统一的历史基础。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深度对话中探索一条统一之路。
对话是在全球化结构的“空间间距”
——学术思想在地理学意义上出场的差异——中实现的。
在相互差异和分离而又被全球化紧密结合的空间上，在彼此有别而又不断交往的异质性解读主体和实践（民族）主体之间，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由于出场的空间语境和路径的差异而造成了形态差异，因而就有对话的必要。
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思想互动，造成中心序列的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逻辑和边缘序列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逻辑。
两个逻辑在不同空间语境中繁衍，彼此之间也在不断对话。
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对话维度因而就有了深刻而积极的意义。
如果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和实践结合的产物，那么，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在对话中也必然可以“全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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