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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1+c2+·t0Sn（t0）·1100。
其中CI为创新指数，c系列为各个类别的创新数量，t0是时间段，Sn是某一范式影响下全国发表的论著数量总和，而1100是系数比。
也就是说，在某一时间段中，某一范式推动、催生、提供的创新内容数量与同期范式支配下的论著数量之百分比。
如果我们用这一个公式来表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个研究范式的理论创新指数，那么，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下列情形（表2）：
表2
转换成图2:
图2
上述数据大致表明：对话范式对话范式的创新指数最高，为0.431。
意味着在对话范式对话范式意义上发表的论著中有超过43%的文献中涉及新人物、新问题、新概念、新思想、新原理中的一种或数种。
与之相反，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创新指数最低，为0.162，也就是说，在942部著作（其中教科书712种，其他论文集和教科书研究专论的著作等230种）和54604篇各种论文（刊物、会议、学位等论文）中，只有大约16%的论著中有新东西。
大多数教科书和相关论著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但是，教科书宣传和普及功能又是其他范式所难以企及的。
九大范式创新指数的平均值为0.298，其中数超过平均数的有五个范式，分别是与当代西方思潮对话（0.431）、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0.337）、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0.336）、新领域研究与部门开拓（0.323）、出场学（0.302）。
而其余低于平均数的四个范式分别是教科书改革（0.162）、马克思主义思想史（0.219）、文本—文献学解读（0.28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0.292）。
需要补充说明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各个范式中都有非常出色和优秀的论著，它们的学术影响因子（评价、他引等因素）很高，但无奈的是归之于这一范式中的许多论著创新系数不高，直接影响了学界对这一范式的全面评价。
如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既有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走向的著作如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一书，也有历史上延续而来的许多“原著选读”
类和简介选编类图书，综合起来创新指数就偏低。
又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既有如陶德麟、许全兴、李景源等教授非常专业、造诣高深的学术论著，也存在着大量的来自高校、党政机关和其他单位的大而化之、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见解的所谓文章对这一范式的“注水”
，因而使总体上的创新指数不高。
二是新出现的研究范式如出场学等，正在成长中，客观上发表论著数量偏少，因此现有的评价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
当然，仅仅涉及对研究范式的评价，还不足以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貌。
只有从范式研究出发，上升为学术图景甚至图谱的高度，转换为出场学视域，才能真正揭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逻辑。
[3]基于这一新的理解，本章需要进一步深度探索的问题是：这些范式如何转换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学术史图谱？其中的机制和结构是什么？我们能否按照“抽象上升为具体”
的叙述逻辑使这一过程再现出来？
总的来说，叙述这一过程至少需要经过四个关键环节：第一，科学界定各种范式，找出范式间的差异，分析其各自特色，理论创新功能，进而阐明多元创新范式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相互关系。
只有科学解释这些范式的成因、基本结构和特征，分析其创新的作用和缺陷，分析其多元范式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学术谱系和图景，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史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与时俱进的思想逻辑）”
。
第二，在多元范式中，存在着支配和影响其他范式的范式，我们称之为“轴心范式”
，它形成理论创新的坐标，进而由坐标扩展成为理论创新的学术图景。
每一个理论创新时代之所以相互区别，主要是由轴心范式构成的学术图景的不同而造成的。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共产生过四种学术图景，这些学术图景之间是历史地转换的。
学术图景之间的连续、断裂和辩证转换，共同造就了学术图谱（学术图景转换史）。
第四，每一种学术图景的发生与转换，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出场的，都依赖于一定的历史场域、一定的出场路径、一定的出场方式，表现为一定的出场形态。
因此，历史的出场逻辑与思想的出场逻辑的对应生成，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史。
这也就是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学术史的“方法论自觉”
。
作为本真性的“抽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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