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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方式的教科书化是一个历史过程。
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头脑”
，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原初出场时的阐释文本，虽然包括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主义原理》等直接面向工人大众的普及性读本，但并没有采取“教科书”
方式。
一直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借“积极批判”
杜林的机会，对“共产主义世界观”
做出“系统而比较连贯的阐述”
，才有了原理的基本雏形。
此后，狄慈根、拉布里奥拉、考茨基、梅林等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了进一步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类似“教科书”
的专门性著作，如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拉布里奥拉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等。
真正实现教科书化的是苏联。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唯物主义历史观》（1901），列宁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都为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列宁甚至称赞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
自德波林之后，1921年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也曾经在过渡时期成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的普及教材。
在斯大林时期，为了巩固执政党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统一国家意识形态，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有必要以教科书“标准”
话语、完整体系方式阐释、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
以批判德波林为契机，斯大林撰写《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框架，苏联学者出版了最早权威性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米丁、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1932年），《辩证唯物主义》（1934年）。
1933年年底，全苏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校哲学教科书，标志着教科书话语体系范式的形成。
由于苏联的领导地位，这一教科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德国人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1929）、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30）等也对中国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李达在大力翻译国外相关著作之余，撰写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同志曾经赞誉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含《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延安整风时期曾编写过的《辩证唯物主义》授课大纲，等等，都应当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早期雏形。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起），由于政治战略“一边倒”
的需要，我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大规模举办马列师资培训班，聘请苏联一批专家讲学，因此苏联教科书思想通过中国知识界途径向整个社会普及。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界很少有自己的教科书出版，除了有个别学者如1955年就受到批判的华岗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之外，学界主要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教科书，如《联共（布）党史》（包括其论述哲学的四章二节），苏共高级党校教材《辩证唯物论》，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上下编），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罗森塔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等。
在人民大众中普及“苏联教科书版”
的同时，就将苏联教条解释深深嵌入中国读者心灵，成为长期禁锢思想的框架。
对此，毛泽东同志在读书谈话中也有所警惕，对其教科书中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地方都加以严厉批评，反对无条件做思想地理平移，要求“教科书中国化”
，体现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六本教科书和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
这体现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化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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