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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型经济对产业转型的高度关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野难以满足，因此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在中国的大力发展。
这些学科原初依托西方经济学原理，需要加以改造，与马克思的“空间生产”
理论结合，成为上述空间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连同区域经济学）新领域，就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内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与这一独特领域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形成超越西方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新经济学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新时期全党工作重心之一。
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期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生产关系赖以建立并受其决定的生产力性质和状况，建构生产力经济学，而这一新领域在一定范围内，与技术经济学在领域上有某种程度的契合。
它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范畴。
没有新领域、新部门的开拓，就不可能系统地反思与研究实践、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是如此。
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上表现为中国特色的发展观系列。
从“发展是硬道理”
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
，再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新发展理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始终沿着发展观中轴前行。
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聚焦当代中国问题，也上升为新领域开拓。
在深刻总结和反思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若干发展科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等）的洗礼，最终上升为研究发展观的发展哲学。
发展哲学的兴起，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出场形态之一。
此外，经济哲学关注资本批判、政治哲学关注中国特色民主建构、社会哲学关注文化与社会总体建设、生态哲学关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等等，都是在当代中国实践中最重大问题反思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同样的理由，区分“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
下的新领域开拓与“新领域研究”
范式下的新领域开拓之间的差别的标准，就在于看是否将新领域开拓自觉地上升或归属为一个新知识部门、新学科。
以价值研究为例。
当前学者研究价值、价值论和价值评价时仍然将之放在大一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或伦理学）知识体系内的不同领域，因而在研究范式上还是属于原理研究范畴。
但是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就明确提出这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知识话语体系。
虽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不同领域研究的指导，但是本质上已经可以从原来的大一统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单独建构知识部门和知识体系。
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意识到，他的研究都已经走向新领域研究的范式之途了。
第三，新领域研究范式把问题学问题学反思批判和理论规范建构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领域视野。
发展经济学不仅关注GDP和GNP的增长机制，也需要关注旧经济结构的解构和新经济结构的生长。
发展哲学不仅要对传统发展实践和发展观有“啄木鸟”
（反思批判问题）的功能，更要有对新发展观的“高卢雄鸡”
（建构规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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