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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初出场就是一体化的。
与西方“原生态”
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特殊的认识论矛盾，或面临一个康德式的精神分裂：究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来源于西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读者而言，这就是先天）呢，或是真正发生于后天中国本土的革命实践？当两者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究竟谁是真理的评判者？[6]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就必然转变为两个话语主体之间的关系：究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主体是传播者权威呢，还是广大的工农大众？
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源头在国外，传播的载体则需要理论文本和知识分子。
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批批的“普罗米修斯”
，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天火”
盗译成为“中国话”
和“大众哲学”
，照亮着被黑暗长夜笼罩着的中国大地。
然而，传播行动在指导中国实践活动中很快变成“权威传播者中心论”
或“文本中心论”
。
这一“文本中心论”
的解释学逻辑，对应地产生四个重要特征。
一是思想主体的权威化。
这不仅指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而且也包括能够读懂（用德语、俄语等）国外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的先贤，因为他们最接近文本，就成为传播“放之四海而皆准”
真理的“赫尔默斯”
（知识传播者）。
当经典作家“不在场”
时，传播者就成为真理和知识的化身，成为可以唯一用“理论掌握群众”
的主体。
二是他们的主要行为和主要任务就是“化大众”
——将深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翻译成中国话，或者进一步翻译成大众话语，把真理广布于群众之中。
在他们面前，大众成为学生、读者，成为接受理论传播的客体对象。
三是文本理论的先验性。
对于大众而言，“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文本理论具有康德式的先验性，在他们实践之前“普遍真理”
就已载于文本、先验在场，问题只在于应用。
四是至高无上的神圣性。
“工人阶级的圣经”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话语汇集，在空间上可以自由地跨界平移。
赫尔默斯们希望按照国外“标准”
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来建设党、指导实践。
但是，历史表明：往往这些“普遍真理”
的教条布道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却屡遭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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