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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外教条与中国实践发生尖锐矛盾之时，传播者断然否认理论、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条件性，根本否认理论对出场语境所具有的根本依赖性，因此一旦语境发生变化，这些文本理论就应当随着历史性条件而修正，甚至重新出场。
他们总是认为普通党员和群众没有深刻地理解理论和更严格地遵从理论，不够“布尔什维克化”
，因此全部任务就在于要“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7]。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实践却屡屡表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只能产生于中国本土语境、对中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与概括中。
70年前，《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阐述“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
的根本原理时，毛泽东同志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出发点问题。
因此，当文本理论与中国实践两者发生冲突和矛盾时，需要修正的不是实践，而是理论。
“仅限于西欧”
语境的许多马克思的文本文献、思想理论，不能被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
，不是无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话语，而必须要在中国语境当中重新接受实践检验，或者说，在中国本土语境中重新出场。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
按照这一实践解释学的逻辑，也对应地产生了四个鲜明特征：一是思想主体的转换。
只有作为中国的革命实践主体的大众，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造者和思想主体，是他们而不是所谓少数权威，在为自己的解放的斗争实践中艰苦地积累着实践经验，一点一滴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理论。
这是一个思想主体、文化身份的根本颠覆：大众从原先的“读者”
“听众”
等客体转变为思想创造的主体。
二是标准的转换。
真理不再存在于任何先验在场的思想中，而是首先存在于后天的实践生活中。
实践，只有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基础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何外来文本、理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后才可能是真理。
三是行为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再是文本思想对大众的简单传播、扩散过程，而是变成大众用自己的血的代价在不断积累真理、检验真理，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方式阐释真理、运用真理、发展真理，他们是中国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语境中重新出场的真正的创始人。
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实践、大众、语境的高度依赖性和非神圣性，即世俗化和非教条化，大众用自己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自由地创造着和撒播着自己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为他们的实践提供思想资源。
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头脑，成为实践智慧。
他们绝不是任何理论被动的接受容器，一堆没有思想能力、只能追求眼前利益的“物质存在”
，或者只能产生“工团主义”
“经济主义”
的低俗感性存在物。
在他们面前，任何理论，包括知识界对他们实践经验的抽象和概括，都必须最终接受他们的检验。
两种解释学模式采取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路径，从而在中国语境中分别推崇两类思想的主体：一是权威传播者，二是实践大众。
那么，两种解释学模式、两个逻辑究竟什么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播而来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持“实践第一”
的认识论观点。
“结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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