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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脱贫”
“温饱”
和总体小康攻坚初期的主要矛盾是经济问题，主要着力于人民群众期盼的如何将“蛋糕做大”
，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降到次要地位，或干脆被外在化、边缘化。
今天，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处在库茨涅兹“倒U形”
曲线的顶端，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已然从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或“做大蛋糕”
到公平分配，人民对生存的公平性、环境、公共产品的获得的均衡性和生活质量安全性等的关注超过了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国家治理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促使发展目标和标准的根本转变，更加强调经济发展与公平、安全、清廉、持续、生态等因素关联的整体性、协调性、有机性，把发展纳入科学发展的治理轨道。
第三，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需要中国重新建构与“中国新现代性”
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
自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历史经历了若干形态、若干方式、若干路径，最终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然而，中国现代化道路始终是在全球现代化背景下出场的，一个奇特现象是：前现代、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新现代性等西方依次出场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多元化地“共时出场”
甚至“倒错出场”
。
尽管中国第一次现代性（经典现代性）没有彻底完成，也需要同时介入第二次现代性（新现代性），但是中国现代性绝不是西方任何一种形态、任何一种阶段的现代性的跨界平移，而是多元现代性综合创新+中国特色：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新型民主政治等为标志的“中国新现代性”
，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科学注解。
没有“中国新现代性”
，就没有相对应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
如何治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绝不能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先工业化（经典现代性）、后信息化（新现代性）的路径，而是用“互联网+”
“工业4.0”
等信息化平台带动、提升、改造工业化。
如何治理中国的城镇化问题？既不能走西方消灭乡村、破坏生态的唯大城市化的老路（经典现代性），也不能完全照搬后现代的反（逆）城市化之路，而是要以人为本、生态化、集约化、网络化、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如何实现以法治国、建设民主政治？既不走西方经典现代性“三权分立”
老路，也不是完全照搬后现代直接民主模式，而是根据自己国情，建立共产党领导、以法治国、人民当家做主三位一体的民主政治制度。
因此，与中国新现代性相适应，呼唤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重构。
第四，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世界走向中国”
到“中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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