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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也从交往行动理论出发，认为应当将正义问题的考察放在一个超越政治界域的更为广泛的领域，即“社会领域”
中加以把握。
在对话与争鸣中，后期的罗尔斯观点有很大变化。
他吸收了作为后现代的社群主义某些观念，特别是“差异政治”
理性的观点，考虑到全球化差异政治的事实，他不得已从单一启蒙的理性转变为“合理多元主义”
或“理性多元主义”
；他同时也接受了哈贝马斯“商谈”
取得“共识”
的思路，进而提出了“交叉共识”
观。
他运用这一新理路研究全球正义全球正义，出版了《万民法》一书。
其实，导致罗尔斯这一思路的转变最强大的动力在于新旧全球化时代的转换：旧全球化时代的思维基础恰好是单一理性；而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造就的差异、多元格局总是要求差异性话语。
理性多元主义应运而生就毫不奇怪了。
此外，这反过来证明一点：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正在构成我们讨论“全球正义全球正义”
问题的历史地平线。
从《正义论》到《万民法》，作为新自由主义正义论代表人物之一，罗尔斯考察正义问题的视野变化表明：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正义问题不可能再限于一个民族国家内部，而是必然越来越突出地受全球化趋势的左右。
在当代，全球资源（经济、政治权力、文化权力、信息资源等）配置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和广大劳动阶级之间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弱者的无助地位之间严重反差，“全球治理”
产生的一系列困境：跨国福利、全球运作的困境，公共资源枯竭及其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公共治理机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危机等，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事件，更是全球化转型的产物。
哈贝马斯、吉登斯吉登斯和贝克等人关于全球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思考，关于正义的思考，都是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产物。
如果说，在我们居住的这一空间有限的星球上，“新全球化新全球化”
意味着“一体化”
与“多元化”
或“差异化”
的并存，即我们一方面越来越紧密地交往，以至于“地球一村，世界一家”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强调尊重相互间客观存在的差异和断裂，协调矛盾和谨防冲突，谋求全球的正义，那么，在这一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人类必须面对的和能够企盼的是什么呢？
显然，交往、公共性和正义问题必将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主题。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后工业文明使然。
正如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丹尼尔·贝尔就认为：在农业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在工业社会，主要矛盾存在于人与机器等工具之间，而在后工业社会，关键问题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在一个以信息、政治和公共资源为主要生存轴心的社会平台上，差异主体间的交往，或一体化中的多元化及冲突，将成为后工业文明的主要难题。
其次，这也是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必然结果。
旧全球主义那种以单一的、绝对的和大一统的理性及其规范作为建构全球化统一模式的行为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面对的是在多元化、差异化空间中如何调适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与“他者”
的关系。
前者要求“我”
必须将自然当作“朋友”
，而不是像工业文明时代那样将之当作奴隶，当作仅仅是受人这一“主体”
控制、驾驭和改造的“对象”
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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