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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建立可持续发展观。
后者则要求将交往、正义与公共性问题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解答交往、公共性和正义问题需要全球治理。
这不仅仅是由于“我们”
的“类的共同性”
使然:“我们”
共有一个地球,“我们”
同享一片蓝天,“我们”
共同面临着生态危机、环境污染、人口暴涨、战争威胁、经济发展等问题,而且更是由于在差异中的交往问题使然。
多元化的交往使公共性问题成为时代性问题,使调节公共问题的全球治理成为时代性解答方案。
如果说,旧全球化时代呼唤的是启蒙哲学,那么,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呼唤的是作为全球治理的公共哲学。
作为两个时代的精神象征,两者的差异当然十分明显。
首先,启蒙哲学从脱胎于神的大写的抽象的人出发,强调大写的“人”
或“类”
对于全球范式的先验规范性,求助于单一全球视野和类的抽象同一性,那么,作为全球伦理的公共哲学从一开始就确认多元主体存在及其它们之间的差异(国家、地区、种族和文明的差异),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认为考察公共领域问题的前提是承认多元的、差异化的私人领域的存在,是在多元基础上寻求公共性。
其次,启蒙哲学的全球主义框架是从内在无声的类的共同性推导出的,表现为一种先验同一的精神,反之,公共哲学的全球主义正义框架则强调多元主体间交往的整合。
在这一范式中,整合的前提是多元性,而通过交往与对话将多元性异识整合成为一个具有共识的共同体结构:“公共领域”
,以及一个具有多元差异向度的全球性共同体:“公众”
。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
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
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
[4]
最后,启蒙哲学的主题是如何运用抽象同一的框架去消灭歧见和差异,建立“万民法”
,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完成“文明”
对“野蛮”
的统治,达到某种“绝对澄明”
状态。
它只有同质性而没有公共性。
反之,作为全球伦理的公共哲学的主题则是在多元差异主体间进行不断地对话与交往,力求取得共识、整合出合法性规范,从而成为全球化游戏的交往规则。
在哈贝马斯批判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视野中,公共性问题是一个轴心问题。
一切资本主义危机的核心是公共合法性危机。
而这一危机,不是工具理性(主体—客体)发展不足导致的危机,相反,恰恰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导致主体际交往的异化,认为必须运用“普遍语用学”
即交往的合理性原则来消除异化。
为此,话语有效性的四个原则:即真实性、可领会性、真诚性与可认同性(正确性),就成为讨论公共合法性问题的前提与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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