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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生态学”
以“生态中心”
（主张人不过是所有物种平等一员）来替代所谓“人类中心”
，创造一种新的文明，结果都是如此。
因为人依然是行动主体，需要承担起呵护所谓生态系统平衡的责任。
高兹、阿格尔、佩珀等“生态马克思主义”
代表，对资本造就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异化批判和主张生态的社会主义，但是如何将马克思关于人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观与生态中心论的立场相互协调呢？因此，生态与文明，两者始终是对立的。
生态文明虽然是对大工业资本时代在场方式的某种超越，但是背后仍然可能隐藏着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故事。
在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地位的旧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曾经是反生态的，资本疯狂逐利曾经是造就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
然而，以后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创新资本创新以各种节约型、高科技、生态化产业为主导，表现为一种生态资本主义。
生态领域绝不是阻挡资本逻辑深度进入的天然屏障。
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必将成为推动生态建设的强大历史动力；生态产业成为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产物。
绿色资本主义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全球现实。
深绿思潮是生态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生态社会主义预言“生态是资本主义天然屏障”
的判定是对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严重误读。
但是，生态发展的最终目的与资本的生态逻辑之间依然存在着本质上的深刻对立。
我们需要全面历史地重新反思生态文明与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
虽然“红绿对话”
双方关于生态破坏根源的认识有差异，但是双方都难以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工业资本主义存在着内在的生态矛盾，现存的、为了追逐利润而无限制地扩大再生产、盲目再生产、盲目消费甚至对不可再生资源采取掠夺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是造就生态破坏的原因。
差别在于：生态主义着力将破坏生态的原因笼统归结为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工业主义”
或“人类中心主义”
，并仅视为一种认识态度和价值观。
在生态主义者戈德·史密斯看来，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传统自由主义，也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基于追求不断满足大众需要的物质财富增长为前提的，因而是“工业主义”
的。
[1]生态主义整体超越了工业主义、生产主义逻辑、消费逻辑和物质财富增长逻辑。
与之不同，生态社会主义明确将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
奥康纳认为：第一，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动不断造就无限扩大的生产主义逻辑，背离了真正的需求，不仅造就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而且也造就了“第二种矛盾”
，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自然物质前提的生态恶化，不可避免导致人与生态的矛盾。
第二，为了摆脱区域内的危机，资本不断扩展全球化空间，扩大市场、转嫁危机，从而也破坏了生态的地方性或社群主导原则。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为了牟取暴利，不断滥伐森林植被，改变自然空间，造就各种污染，破坏环境，成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主要推手。
其实，红绿双方都没有意识到：工业主义和与之相伴的“人类中心主义”
，都是资本在特定历史中的外在表象。
资本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本性就是无限地追逐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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