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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停滞性的分析与赫尔德、穆勒、黑格尔又有本质的不同。
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的“停滞性”
，主要是指东方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而暂时舍弃了浮在经济结构表层之上的政治、文化变迁乃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某种程度的提高。
这就是说，马克思强调的是东方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
。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导致东方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停滞性的直接原因，是东方社会内部农业和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即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20]
在我看来，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肯定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东方社会停滞的直接原因，而是在于，东方社会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何以如此长期地存在下来。
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可以看出，东方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本原因就在于东方社会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缺乏相互之间的“外部交换”
“外部交往”
。
“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们内部产生财产上的差别从而开始解体以前，可以存在几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21]。
本来，在所有的农业民族中，农业生产都要以手工业生产作为辅助性的行业，以满足农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的需求。
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一切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自然经济的瓦解，取决于为交换目的而进行的生产，即商品生产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商品生产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已经开始，但是，这一历史进程只有在西方社会才最后完成，在东方社会则始终处于萌芽状态。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当然有民族内部的分工问题。
马克思非常重视民族内部的分工，认为“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
[22]。
同时，马克思又高度重视民族之间的外部交换对改变自然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
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
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
[23]
马克思的提示促使我作出这样一个判断：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是从外部交换开始的，即从那些最初表现为以自然差异为基础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开始，而共同体内部的分工则以外部交换的发展为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公社交换商品”
[24]。
这就是说，如果缺少外部交换作为推动力，一个社会内部就不可能改变原有的自给自足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外部交换。
东方社会之所以缺少“外部交换”
，原因是由于在东方社会产生了凌驾于一切小共同体之上的“最高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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