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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与愿违，中国的社会主义由此在政治上处于动乱状态，经济上到了崩溃边缘。
“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3]
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我们不能把这场悲剧简单地归结于毛泽东个人。
从根本上说，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毛泽东对如何巩固、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是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投影。
毛泽东一生力图进行两大创造：一是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是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巩固、建设社会主义。
第一次创造极为成功，第二次创造却发生重大的失误。
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伟大人物来说，第二次创造比第一次创造更难，因为这里存在一个超越自我，即超越自己先前创造并习以为常的理论范式问题。
从认识论看，毛泽东之所以在第二次创造，即如何巩固、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生重大失误，是由于他的思路在总体上没有超出他在第一次创造，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确立的理论范式。
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当毛泽东仍然固守这种见解时，问题就产生了，并由此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当代中国国情、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使邓小平明确意识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4]这是其一。
其二，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前提就是发展生产力。
“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5]。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6]
其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7]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
“主要任务”
甚至“根本任务”
就是发展生产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8]。
邓小平的见解既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又同唯物史观相一致。
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9]。
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观点的真理性、预见性。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及时而果断地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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