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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国外马克思学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
在西方学者中比较盛行，但自80年代以来“一致论”
则异军突起。
从“对立论”
到“一致论”
，观点的变化主要不是由于新文献的发现和既有文献的重新编排引起的，而是在思想阐发上发生了分歧。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动辄就是“依据陶伯特的描述”
“陶伯特指出”
是不足取的。
陶伯特就一贯正确、真理在胸、没有失误吗？陶伯特之前的种种版本，不也是西方马克思学家编排的吗？当然，相对于陶伯特，他们算是过时了的马克思学家了。
从国外马克思学的历史看，20世纪20年代，梁赞诺夫主持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时期，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
这个概念，强调要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文献与思想，从而建立一门特殊的严密的科学。
这种努力得到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重视。
联共（布）中央在1929年6月14日的决议中指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学的科学研究所”
，这是“苏联工人阶级的巨大成就”
。
尽管梁赞诺夫1931年被撤销了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职务，但苏联马克思学的研究工作还是延续了下来。
在苏联，马克思哲学文献资料的丰富性无可比拟，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资料都是由苏联率先发表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不仅如此，苏联学者在版本与史实考证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有一批优秀的文献研究专家。
然而，在苏联，科学的文献学并没有带来客观的文本解读，而是出现了意识形态化的文本解读和思想分析模式，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僵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
问题的出现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文献学和文本学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当是不争的事实。
文本是需要不断重读的。
从思想史上看，“重读”
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黑格尔重读柏拉图，皮尔士重读康德，康德重读拉斐尔……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后人不断“重读”
前人的历史。
所以，哲学史、思想史以至人类历史总是被不断地“重写”
或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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