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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
问题在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过多地参照了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追踪可谓亦步亦趋，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文实际上让马克思迷失在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阵中去了。
毫无疑问，引入国外马克思学及其成果，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矫枉不可过正。
把国外马克思学和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立起来，褒扬前者，贬抑后者，认为前者属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后者难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这样的观点未免过于极端，例如，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他的贡献当然是一种主义的发见，但却是建立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之上的；与卢卡奇截然相反的阿尔都塞，他的基本判断也是从文本解读出发的。
那么，卢卡奇和阿尔都塞谁是谁非呢？进而言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趋之若鹜不足为取，唯西方马克思学马首是瞻也过于殷勤了。
中国马克思学的定位不在于它是哲学还是科学，而在于它是文献学还是文本学。
如果中国马克思学的定位是文献学，那么，它将面临的重重困难，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学者尚不具备从事原创性的文献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如果定位是文本学，那么，它和既有的研究方式并无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它特别强调了立足文本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着眼资料的收集和出版情况的考证，关注经典文本写作过程的梳理以及文本结构的探析。
在我看来，重视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工作进展，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是必要的；对国外马克思文献学亦步亦趋，过于迷信和盲从，则是大可不必的。
我们应当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发生巨大的影响，首先不在于它是纯粹的学院派哲学，不在于它具有纯粹的学术价值，而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改造世界的哲学，在于它把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
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
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单纯的学术对象来研究，无法揭示它所发挥的巨大的时代作用。
我也不赞赏“以马解马”
的方法。
无论是从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中找出一句或一些话，然后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重建”
“重构”
，还是事先预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逻辑，然后用它来引导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在我看来都无济于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从思想史上看，任何一种“重读”
“重建”
“重构”
，在根本上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活动所激发的。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仅仅面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更重要的是，应面对当代中国实践的“文本”
。
只有立足这一“文本”
，我们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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