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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后现代化”
国家首先碰到的问题。
实际上，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公平观。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公平就是“机会均等”
、按劳分配；只要真正实现了“机会均等”
、按劳分配，就会使人们感到，他的劳动既是为社会的，又是为自己的，这就能充分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或者说，在实现公平中求得效率。
我们不应当指责由按劳分配所造成的财富差异，相反，应该指责“大锅饭”
这种平均主义体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锅饭”
不仅不是公平，相反，是对公平的破坏，因为在这种体制中，不同的人付出了不同的劳动或代价，得到的却是相同的结果。
这就扼杀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导致“有组织的无效率”
。
从本质上看，“大锅饭”
就是毛泽东本人一再批评过的“农业社会主义”
思想。
冯达才：在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中，人们着墨较多的是文化问题，各种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
在您看来，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难题是什么？
杨耕：从总体上看，现代化可分为“内发”
和“外发”
两种类型。
所谓“内发型”
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过程；“外发型”
现代化则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
西欧、北美的现代化属于“内发型”
，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属于“外发型”
。
作为“外发型”
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难题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也就是本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惰性；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民族危机的反应，它又需要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外发型”
现代化的成功，不仅需要把外来的文化因素转化为民族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而且需要通过文化涵化过程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因此，如何对待中西文化，怎样才能既变革传统文化，又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的确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
这一难题至今并未得到较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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