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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确没有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但这并不是说转向历史认识论研究本身就是错误的。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存在，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面对认识客体，认识对象的这种特殊性给认识历史带来了一系列的特殊困难，并使建构历史认识论具有必要性。
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有赖于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分析，历史本体论如果与历史认识论“绝缘”
，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
对哲学史、科学史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出，人们认识客体的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在某一时刻不多不少地转变为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批判。
换言之，历史哲学的研究重心从历史本体转向历史认识论完全符合认识规律。
在我看来，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绝不意味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相反，却意味着它的成熟。
李立新：那么，构成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研究方法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理论基础，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特征是什么？
杨耕：统一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践观。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而认识活动在本质上是实践活动的内化和升华。
从根本上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实践本体论。
抽去这一点，唯物史观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
李立新：目前，您最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说，理论兴奋点是什么？
杨耕：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深情地祝福着祖国富强、人民幸福，深切地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语）。
中国的现代化可谓“九死一生”
，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由此引发对民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发展方式的哲学思考，是我们应有的良心和使命。
在我看来，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玄思，它必须关注现实，将理论触角伸到现实的深处。
现代化运动是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我们应为之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关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将是我的《东方的崛起》这部著作。
这部著作将以较大的历史跨度再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及其内在逻辑，其意在于：让历史告诉未来。
李立新：您的理论研究确有自己的特色，那么，您追求的理论境界是什么？
杨耕：一言以蔽之，建构理论空间，雕塑思维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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