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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联系体现为一般唯物论根据存在说明意识，历史唯物论根据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影响是空前而深远的，它的出版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基本形成。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我的这一观点。
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体现了联共（布）中央的意志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
1931年，在批判德波林的**中，联共（布）中央向苏联哲学界提出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这就是，编写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统一全党的思想奠定世界观的基础。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就是根据这一政治任务而编写的，它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且直接为当时苏联的政治服务，为当时苏联的政策作论证，体现了联共（布）中央的意志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定位，即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论证。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特殊的社会位置和历史使命。
二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形成了以列宁、恩格斯的著作为主，以马克思的著作为辅这一文献格局。
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文献依据当然应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著作为主。
可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文献依据却是列宁的著作多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
这就造成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名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著作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引证马克思的重要哲学著作。
由此造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特有的文献格局，即列宁的著作多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
后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教材、权威版本都维持了这一文献格局。
三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制定并巩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
。
刚才我已经说了，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未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地把它分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明确地把“物质”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范畴，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从而建构了一个特色鲜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米丁曾非常得意地自我评价说：“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分法被人接受，流传下来了”
。
实际上，米丁制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
不仅“流传下来了”
，而且支配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半个世纪之久。
无论是斯大林去世后的批判斯大林运动，还是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批判赫鲁晓夫运动；无论是1954~1955年对亚历山大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还是后来出版的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包括最具权威性的康斯坦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论是20世纪50~80年代认识论派与本体论派的论争，还是1965、1977年两次唯物辩证法讨论，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
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
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作论证这一特殊的社会地位；引证的列宁、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这一特殊的文献格局；以“物质”
为起点范畴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
这一特殊的总体框架，构成了特色鲜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
这三个基本特征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得到集中体现。
因此，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出版，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基本形成。
联系到我刚才说的米丁的自我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种“二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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