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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以来，杨耕先后出版专著12部，其中，《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先后印刷六次，销售数量已达2万余册，对一本哲学专著来说，实属不易；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唯物论研究》（日本）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国家级奖6项，省部级奖7项。
这些论著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宽广的理论空间、独到的理论见解，展示出一种新的理论态势，引起了哲学界、理论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光明日报》曾三次采访、介绍杨耕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哲学动态》《学术月刊》《学术研究》《学术界》《社会科学战线》《中国教育报》《中国时报》《大公报》（香港）及本报等报刊先后发表对杨耕的学术采访；《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不断转载杨耕的论文。
在哲学研究中，杨耕追求的理论目标，是求新与求真的统一；追求的理论形式，是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追求的理论境界，是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我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位学者的哲学研究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但杨耕自己却说，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努力而勤奋工作是他唯一的选择。
除了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之外，杨耕还兼任着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杨耕自我解嘲说，“盛名之下，有些其实难副”
。
重读马克思
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不乏先例，但像马克思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
而且，马克思离我们这个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
于是，杨耕开始重读马克思。
1995年，他在本报明确提出：“重读马克思”
。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杨耕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
杨耕回忆，这样一个“重读”
过程完全是被研究的逻辑牵引着、不自觉地走过来的。
当这个“重读”
结束后，他意识到，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何种程度上被误读；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和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杨耕还涉猎了社会主义思想史，并进行历史学、理论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补课”
。
在杨耕看来，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
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研究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看，马克思对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的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英国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目标，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它所揭示的被物的自然属性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
就此，杨耕说了这样一句形象而又深刻的话：“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
。
据此，杨耕提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总体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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