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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走近真实的马克思与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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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湜
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而言，马克思与韦伯的重要性与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遗憾的是，人们在对于这两位伟大思想家关于现代社会思想的比较理解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争议和误差。
这种争议和误差既导源于对马克思的误读，也导源于对韦伯的误读。
这种偏差和误读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有必要予以纠正。
郑飞博士的这部《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正是以纠正人们通常对于马克思和韦伯思想的误读为鹄的，因而在中国急速建成现代社会，从而迫切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现代性之时，这一对于马克思与韦伯的比较研究便尤其有着重要意义。
且作者也正是因此之故，把现代性批判确立为马克思与韦伯思想共同的问题域，将之划分为存在论基础、意识形态批判、社会关系层面的“物化”
、生产过程层面的“物化”
等四大问题，循次展开了马克思与韦伯的比较研究，可谓抓纲携领，为人们展现出了现代社会认识之根本方面。
而由于以往流俗观念中人们往往将马克思与韦伯全然对立起来这一语境，若欲走近真实的马克思与韦伯，便首先须走近两位思想家由于共同面对现代社会而所建构理论之间的相近性或共通性，而只有在把握住了此相近或共通的基础上，方能有效地辨明两者在理论上的真正差别之所在。
就此而言，该著从揭示两位思想家之间的相近或共通之处入手，而将其间的差别或对立放置在相近或共通的基础上来阐释辨析的方式，即由“同”
而“异”
的叙述进路，便有着相当的合理性。
本序文亦将循此进路，从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与韦伯之在现代性理解上的异同做一点拓展性讨论。
一
该著将“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
作为标识性概念，认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以及涂尔干），其理论都是对于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性理解，颇为精当。
而所谓“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便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双重考量，而绝非是单一因素的考察”
。
在这一问题上，人们对于马克思与韦伯的误解便莫过于一方面将马克思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决定论者，而另一方面则将韦伯看作是只看重精神因素的阐释者。
然而，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都并非简单的还原论者，而是都从诸多方面去理解现代社会之发生发展的。
长期以来，人们之将马克思视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者，其之起因，恐怕在于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被人们视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经典表述的严重误读。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1]那一大段话中，所包含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全部社会中生活的首要地位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不可做其他解释的。
但问题在于，当人们把这一论述视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经典表述之时，却忘记了这段话所处的语境，即它乃是作为一部著作的“序言”
，而一般说来，“序言”
之功能乃在于对于其所“序”
之著作之理论意图、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合理性等前提性问题之说明，而非对于作者之全部理论的系统阐明。
准此，则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便不难发现，马克思这里所欲阐明的意思有三个方面：第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具有首要地位，因而必须将之作为首要的考察对象，以便能够真正达到对于社会生活之本质性认识。
第二，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是要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终结的规律进行一种客观的科学考察，而只有物质性的对象才能够用科学的语言去描述，这便要求把考察对象限制在科学所能够把握的物质性范围内，因而马克思紧接着便特别强调，“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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