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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马克思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象做了明白的区分，而且很明显，他是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归结到科学的范围内的。
第三，与之相关，上述诸“意识形态的形式”
并不在所“序”
著作的考察范围内，此处提及社会存在与人们的意识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形式”
，并非是要在这部著作中考察社会存在是如何决定人们的意识的，而只是在将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语言加以描述物质生活领域作为当前科学考察的对象区分出来是作为对比项提及的。
也就是说，马克思序言中的这段话主要意图是为自己著作划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对其合理性进行论证说明的。
显然，以往人们大多没有从一部著作的“序言”
之功能上去理解这段话，而径直将之理解为一种历史本体论描述，并且由此而只注重前半段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论述，而全然忽略了后半段对于“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
，与“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之间所做区分之十分明确的方法论意蕴。
人们只需对《资本论》略作概览，便会发现，其中的主要内容从根本上说并不涉及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这类历史唯物主义之基本问题，而只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描述。
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这里将提及物质生产方式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两个领域严格划分开来，其目的只是要说明，既然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那么，要达到对于资本主义之运行规律之客观认识，首要之事便是对其经济生活领域进行科学的研究。
而这正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之根本动机。
同时，并非全部社会生活领域都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只有那些“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
才能成为科学研究对象。
因此，为要建构起以牛顿力学典范的关于社会的科学对象，便必须像伽利略、牛顿那样，将研究对象限制在能够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
亦即数学加以描述的范围内。
这也就是说，要成为客观的科学研究，只能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方面为对象，而须将意识形态的形式等社会生活内容排除在这一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
讨论至此，人们当能十分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这段话语只是对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对象的建构，是关于这部著作之方法论的描述。
因而，若是将之作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系统的表述，便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误读，至少是一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十分片面的理解。
《资本论》之未对经济生活领域之外的意识形态进行研究，显然并不是如第二国际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马克思不再重视这一领域，认为这一领域只不过是经济生活领域的附随产物，无关乎轻重，因而无须再行研究或关注，更非如后来的阿尔都塞所主张的那样，在此时马克思的思想与其青年时期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认识论断裂”
，而只是表明，如同伽利略将物划分为客观的“第一性质”
和主观的“第二性质”
以便为客观的科学研究划定一个客观的对象领域一样，马克思这里也是建构自己客观的科学对象。
而对于意识形态这一主观的存在领域，马克思从未将之视为无足轻重者，而只是认为这一领域是无法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加以把握的，若将之与物质生活领域放置在一起做总体性研究，则亦将使得但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成为不可能，故须将之放置在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加以把握的科学研究领域之外进行研究，其研究方式亦将是不同于精确科学研究的其他方式，如社会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之类方式。
如果我们解除了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误读，从其“序言”
应有的功能去理解之，就不难看到，马克思从其青年时代到晚年时期，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主张者，从来也未否认经济之外的精神性因素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哲学对于人的能动性的弘扬：“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3]。
在其被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中，马克思则对旧唯物主义之缺乏能动性方面作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强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5]直至晚年的《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关于未来建基于物质生产这一必然王国基础之上的自由王国之构想，若无对于精神能动性的重视，便更是无法设想的。
至于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关于具体历史过程的精彩分析中，马克思对于人的能动性以及观念的东西之作用的重视，就更是多去了。
这种对于能动性之重视，甚至导致霍耐特等人认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或《法兰西内战》中提供的是一种‘表现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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